對於行政審批的過於執著，使得一些政府機構和行政管理者失去了對更為重要的宏觀局勢的研究和把握，貽誤了改革 。

“要堅持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立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性政府。”2013年3月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自己任期內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轉變政府職能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2013年兩會上，“機構改革”、“職能轉變”、“反腐敗”、“城鎮化”、“財稅體制改革”等成為熱門關鍵詞。其中，“職能轉變”史無前例地被列入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總體方案的文件名稱中，與“機構改革”並列。

政府職能如何轉變？簡政放權，“簡”在哪裡，“放”又在何處？

針對這些問題，3月4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

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權

《瞭望東方周刊》：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轉變職能方案》將“轉變職能”列入了文件名中，這釋放了什麼樣的信號？

鄭新立：這次文件突出了職能轉變，也就是要將政府職能集中到應該管的事情上來。我認為這釋放出的一個強烈信號是，這次機構改革不僅僅是部門的合並、設立以及取消，而是要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也就是說，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主要應該把自己的管理職能放在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制定政策和法規，以及對市場秩序進行監管以保証公平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等方面。

從這些年的情況看，政府在社會管理職能方面有所增強。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比較快，社會發展卻相對滯后，出現了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而政府近年來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不斷地加強社會管理職能。例如上一屆政府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包括在城鄉范圍內推進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改革，擴大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等等，這些都是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的。

以上是需要加強的職能，那麼相應的，就有一些職能需要削減，最典型的應屬行政審批。

現在審批環節比較多，一方面，上一個項目很難﹔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項目和產業重復建設的情況，且較為嚴重。我認為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對市場不當干預、過度干預，一些市場需要的因行政審批而阻礙了發展，一些市場不需要的卻又得到行政力量盲目鼓勵和引導。

總體來說，職能轉變應從原來以過多的行政審批干預經濟轉到制定政策法規上來，用政策法規來約束市場和企業的行為﹔要從事后追懲變成加強事前監督。

《瞭望東方周刊》：行政審批與市場及企業自主決策之間應如何平衡？

鄭新立：我認為，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權，而地方政府則應向企業放權，不能截留權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要去一個一個審批項目，隻需制定產業政策，用產業政策來引導。政策則要統一、規范化且透明，使得企業看到這個政策就知道該怎麼選擇與決策。

此外，政府還應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制定准入門檻，用政策、技術標准、排放標准來引導企業的投資行為。

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對行業有帶頭作用的、重大的制造業項目，需要政府來批﹔大量一般的制造業項目，包括地方性的交通運輸、基礎設施項目，可以交給地方政府和企業，由他們自主決策就行了。

對於產能過剩的問題，政府可以制定一些產業政策---主要是從行業技術標准、環保標准上等管理項目。達到標准要求的，就可以自主決策上這個項目。

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規模越來越大，一年的投資總額超過20萬億元，那麼多的項目都靠政府機構的人來一個一個審批，管投資的就那麼幾個人，他們能有多大精力去調研市場呢？實踐証明，投資決策越是接近基層與市場，投資的失誤率越低。

過去我們主要靠行政審批來解決經濟運行和產業發展中的諸多問題，解決多年也沒有理想的結果。不如交給市場來解決。如果企業投資的項目沒有收益，那麼將來它自己承擔這個風險。

政府應該做的是制定相應的政策引導產業發展。有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在國內過剩，但國外市場非常需要。比如中國粗鋼生產能力可以達到9億噸，但去年產量隻有7億多噸，閑置了兩億噸的粗鋼生產能力。其中，一些設備需要改造，有一些則可以向有需求的發展中國家轉移。比如印度，它剛剛開始基礎設施建設，建一個新的鋼廠需要很多資金。我們轉移舊設備到它那兒去投資設廠，這樣設備還可以發揮作用。還有像非洲、東亞、中亞的一些國家，它們工業生產能力還是較為緊缺的，國家完全可以通過一些政策引導向國外轉移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