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的大事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政府職能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什麼？

鄭新立：與其忙於行政審批，不如抓好宏觀調控。中國的經濟在飛速發展中，而國際國內環境也瞬息萬變，這都需要政府從大局上把控和調整正確的方向。這是市場所無法解決的問題，理應由政府來做。

要從實際出發，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不斷地改善宏觀調控，而不要僅僅從抽象的理論概念出發，更不要照搬西方的一些模式。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也有我們自身的一些特點。

比如2011年下半年的經濟明顯放緩，以至以后連續7個季度的增長下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開始是因為那段時間國內出現了通貨膨脹，但並不嚴重。至於通貨膨脹的原因，我分析認為主要是食品價格和房價引起的，前者在漲價因素中佔了70%，后者則佔20%，加起來就佔了90%。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價格上漲時應採取增加供給的辦法，而不是一味從收緊銀根上解決問題。那段時期不斷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導致整個貨幣的近四分之一都被困住了，不讓銀行去貸款。這是不合算的，而且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了工業生產放緩、企業利潤大幅度減少，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直到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了正確決策，才提出把穩增長提到宏觀調控中更加突出的地位。

實際上，政府工作人員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調查研究上，這樣才能找到產生這些問題的症結所在，然后採取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發展這麼快，光是坐在屋子裡看看書，照搬書本上的理論來指導經濟工作，那往往會南轅北轍。要集中精力抓一些宏觀調控的大事。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宏觀調控的“大事”具體指哪些呢？

鄭新立：主要是做一些企業和市場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十七大提出了擴大消費、發展第三產業、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等主張，但是5年過去了，中國的投資率是不斷上升，居民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更為惡化。

收入分配調整是擴大居民消費對增長的拉動作用的一個關鍵，但這些年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拉大，高收入者的錢不知如何花，中低收入者想買東西卻沒錢。住房和汽車這兩大消費熱點本應是未來二十年裡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是如今受困於體制政策原因，這兩大消費熱點的熱度都有所下降了。目前有些人對住房的投資、消費各個環節及保障房管理沒理順卻簡單地採取了限購政策一直有質疑甚至強烈反對﹔汽車既限購，大氣環境、交通環境的制約也不利於其發展。公共政策的研究是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而不是臨時採取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

再舉一個例子，要發展第三產業，必須解決其稅負過重的問題。而“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卻遲遲不推進。十七大到十八大過了5年了，直到2012年才開始在10個城市試點，動作慢了。事實証明稅改的效果很好，但畢竟失去了5年時間，相當可惜。

所以說政府職能應抓大放小，不要陷入行政審批中而忽略了大事。很多問題都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大的問題，我們研究得不夠，落實得也不夠有力。政府應沿著簡政放權、搞活微觀經濟，更大程度、更廣泛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方向去努力。這樣我們政府作用才能真正發揮到點子上去。

《瞭望東方周刊》：說到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2009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個典型的例子，你如何看待這一政策的得失？

鄭新立：許多人批評四萬億政策，認為它造成了許多的負面作用，我認為這是一種誤判。

實際上四萬億的投資計劃是非常及時有效的。如果沒有四萬億，我們2009年、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大幅下降，然后會引發出許多社會矛盾。可以說，這個四萬億挽救了我們當時的經濟，使我們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穩定增長，政府做得非常好。

但是到后期，出現了一些通貨膨脹的勢頭之后，一些聲音利用這個來“嚇唬”政府收緊銀根，錯誤引導了政府的決策。實際上，我們銀根的鬆動稍微晚了點，如果再稍微提前半年，不是在去年的年中，而是在去年的年初就開始適度的、靈活地放鬆，可能會減少經濟下滑的時間。

后來中國經濟從2012年的第四季度才開始實現止跌回升。如果增速跌到7%以下，好多社會問題可能會出現，比如就業矛盾、三角債問題等等。如果到那時再來重新啟動經濟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