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始建於秦漢，經過1500多年的發展，及至明清，它達到了最完備的程度，也最具有帝國政治的特色。明清高度發展的監察制度為其政治運行起到過一些正面作用，但它產生的弊端也最為嚴重和顯著。

　　明清時期，在監察官這一貪腐大軍中，巡按御史更是劣跡昭著，聲名狼藉

　　從制度設計的初衷而言，中國古代歷朝設立嚴密而龐大、位重而職大的監察機關，賦予監察官員遠遠超過他們品級的巨大權力，是希望他們憑此而有效地糾察百官、防治腐敗，事實上，在這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即監察官員因擁有過大的權力、凌人的威盛和特殊的地位而自身嚴重腐敗。作為反腐者的“清潔劑”反而成了腐蝕劑，“在我無瑕，方可律人”，統治者這種反復申明的訓諭隻能成為美好的願望。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明清御史的腐敗十分有力地驗証了這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

　　明清對監察制度的重視前無古人，朝廷賦予監察官的權力遠超前代，但悲劇也因此而生，明清監察官貪墨成風，勢不可遏。在監察官這一貪腐大軍中，巡按御史更是劣跡昭著，聲名狼藉。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御史外出巡按是“代天子巡狩”，其行事方式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斷”，他們擁有廣泛的職責，其中最令地方官員害怕的是“舉劾”之權，舉則可以升職升級發財，劾則降級處分甚至鋃鐺入獄。所以毫不夸張地說，明清巡按御史頂著特殊的光環，手握特殊的權杖，擁有特殊的威勢，是肥差中的肥差，讓他們不腐敗都難。

　　明清巡按御史的腐敗首先表現為竭盡奢侈糜爛，大肆揮霍公款公物。地方官員為了“祈舉免劾”，對巡按御史總是百般討好，大獻殷勤。路跪送迎、結彩鋪氈、擂鼓放炮、盛宴招待、名物饋贈，這些是最起碼的規矩。明朝有一縣官為了特別討歡，竟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廁中，御史照樣“受而安之”。更有一些厚顏無恥的地方官員為了拍馬御史而竭盡卑躬屈膝之丑態。御史對地方官員是否殷勤獻媚也十分在意和計較，往往將其作為舉劾的一個重要因素。清代御史出巡也是百弊叢生，伍廷芳對此曾有痛切陳議：“既需給以盤川，又累地方之供應。所帶不法人役，時或狐假虎威，苛索抽豐，沿途騷擾，是為耗費病民之一害。”

　　明清巡按御史的腐敗更表現為公然索賄受賄。他們所到之處，頤指氣使，“有司公行賄賂，剝上媚下，有同貿易”。對於“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長短不談一語”。有關明清巡按御史的受賄貪贓，史不絕書，舉不勝舉。嘉靖末年，御史陳志先巡按江西，受賄“不下數萬”。天啟年間，崔呈秀巡按淮揚，對“地方大害”的強盜，“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對“地方大惡”的訪犯，“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反以賄得薦，不應薦者，多以賄薦。”這種明碼標價式的受賄招來民怨沸騰：“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按御史，未嘗有呈秀之貪污者。”

　　清朝監察官員的貪腐也相當嚴重。如乾隆十三年，山東省遭受自然災害，出使查辦賑務的監察官及其家人、吏役等卻不顧“民食艱難”，借機勒索，加重了災民的負擔。嘉慶十三、十四年，御史廣興兩次出使山東審案，“擅作威福，贓使累累，聲名狼藉”，而與其一同前往的長官左都御史周延棟竟然聽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費白銀十余兩。於是有民謠說：“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間財。”

　　目睹明清御史觸目驚心的貪腐之狀，似乎他們真是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實不然，天還是有的(皇權始終在他們的頭上)，法也是有的，而且還很細密和嚴厲。明代《出巡事宜》等法律對御史出巡的方方面面都規定得明明白白，如不得泄露機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離職、不得和買貨物和鋪張浪費、不得攜帶家屬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謁等等，其中伙食標准是日廩五升，一菜一魚，交通工具先是騎驢，宣宗朝開始方可騎馬。御史與地方官員如何相見、如何對拜作揖等都有細文，這些規定多為清朝所繼承。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規定，風憲官貪贓，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並且受贓的類型十分廣泛，包括受財、索財、借貸人財物、買賣多取價利、受贈送等。但是，法律規定得再明白、再嚴厲，御史們似乎視之具文，你做你的規定，我行我的腐敗。這裡，我們看到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專制集權有時表現得非常剛強暴虐，而有時又顯得十分軟弱無能。其中緣由，應該引起我們好好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