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機關的工具性本質使其職能嚴重異化

　　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的性質從一開始就被定為皇帝的“耳目之司”。明太祖在敕諭中反復重申：“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弊之患。”明成祖也說：“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體者不任。”清雍正也說：“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關甚大。”作為“耳目”，不能不聽從耳目主人的意旨;作為“耳目之司”，其本質就是皇帝御民御臣的工具。御史們彈奏可以不請示台主或院主，甚至可以彈奏台主或院主，但不能不聽命於皇帝。明代御史糾彈“皆承密旨”，出使時持有霜簡，回朝經赴御前面奏。尤其是涉及用人、賞罰、生殺等大事，御史們更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輕則遭到訓斥，重則被處懲罰，有清一代，此類事例經常可見。例如乾隆十一年，御史周禮奏請將戶部侍郎李元亮開缺守制，遭到高宗訓斥：“國家用人，朕心自有權斷，臣下不可意為進退。”嘉慶八年，給事中魯蘭枝為圖薩人命案上奏辯駁，仁宗極為惱怒，“生殺予奪大權，操之自上”，該科道官執簡而爭，“成何政體”!最后以“欲擅朝政”將其降三級調用。

　　明清監察機關的工具性、附庸性實質，不能不使監察職能發生異化。本來，朝廷設立監察制度的目的是彰善癉惡，激濁揚清，整肅腐敗，但實際上，監察制度淪為君主駕御臣民、強化君權的工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欽承宸斷”的體制下，監察官員對自己行為的選擇無非是以下三種：一是秉公執法，剛正直言;二是緘口默語，但求自保;三是揣摩上意，專事迎主。在三種選擇中，第一種必然是少數，第二種、第三種必然是多數。因為，在刑賞生殺悉由乾斷的政體下，秉公執法、剛正直言主要是其卓爾不群的個人素養和品德使然，而緘口默語和專事迎主則是體制使然。在明清，隨著專制體制的強化，雖然監察立法的完備超過以往各代，但監察官員的行為也消極蛻化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在《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台規》等法律文獻中，我們時時會看到皇帝對監察官員唯恐失言、危及身家性命而疏於監察的訓斥。有些監察官為應付考核，逃避怠工曠職之責，專挑無關痛痒之毛舉細故濫竽充數。嘉慶針對科道官相互推諉、隨同畫諾的頹廢之風，還特制“諫臣論”一篇，令所有科道官員每人照錄一遍，進行大學習、大討論，但仍難以收效。監察官工於心計、曲意迎主，更是比比皆是之官場現象。

　　明清御史淪為朋黨爭斗的工具

　　明清御史職能的異化，還有一個突出表現不能不說，這就是御史淪為朋黨爭斗的工具。朋黨之產生，或因皇權之需要，或因皇權之弱化，本質上都是皇權政治母體上的一個毒瘤，是皇權極端化滋生出的一個怪胎。不過，從根本上說，宦官干政和朋黨爭斗會使國祚不定，朝綱敗壞，是帝國政治的一大禍害。《欽定台規》就明確規定：“結黨惡習誠朝廷之大患。”因此，明清法律都將糾彈大臣奸邪、小人構黨、擅作威福列為科道官的首要職責。實踐中，科道官糾彈朋黨的事例也屢見不鮮。但是，在很多時候(尤其是宦官干政和朋黨熾烈的時期)許多科道官都身陷其中，充當朋黨爭斗的槍手和工具，走向了御史正常職能的反面。

　　明英宗時，宦官劉瑾專權，在監察機關大肆安插親信黨羽，左都御史劉宇緊隨劉瑾，用嚴刑強迫御史屈服，都察院成為劉瑾專權的附庸。明熹宗年幼昏庸，魏忠賢閹黨乘機專權，許多科道官不顧名節，投於門下，雙方互為利用，狼狽為奸，“權珰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珰以重”。清統治者對明代朋黨記憶猶新，殷鑒不遠。然而在順治、康熙、乾隆等各朝都發生了激烈的黨爭，許多科道官也串通其間。如康熙時，左都御史王鴻緒與少詹事高士奇“植黨為奸”，招權納賄，給事中何楷等也“依附壞法”。乾隆年間，左副都御史仲永檀與大學士鄂爾泰家族“結黨營私，糾參不睦之人”。明清監察官淪為朋黨工具，既為朝廷所不允，更為民眾所切恨，極大地損害了監察官的社會形象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