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提出“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十八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在《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中明確指出“各地區要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把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著力加強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切實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和諧穩定。”以此為標志，新一輪地方大部制改革拉開了序幕。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對大部制改革進行了嘗試，但由於各方面阻力，改革后的政府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離群眾所期待的“服務型政府”仍有相當距離。因此，無論是從中央的要求還是從地方改革的現實需要來看，按照中央部署的大部制改革要求推進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地方大部制改革試點取得了一定成效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推進大部制改革方面進行了很多有益的實踐和探索。從機構合並和精簡人員入手，逐步將改革重點轉向對政府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職能機構的調整，總體上看在沿著大部制改革的方向不斷推進，取得了一定成效。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深圳模式、順德模式和隨州模式。

1.深圳模式——突出責任、明確權責。深圳市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自建市以來，按照大部門體制的要求，深圳先后經歷了七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較有代表性的是2009年進行的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的大部制改革。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進一步完善政府職能，深圳市政府緊緊圍繞“退出、轉型、精簡”三個基本要求，以職能轉變為核心，著力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切實解決職責交叉問題。其主要經驗有：一是在機構“三定”方案中突出政府部門的責任。堅持“有權必有責”、“以責定權、權責對等”（即權責一致）的原則，進一步明確部門責任。二是合理確定部門間的職責權限和邊界。堅持一件事情由一個部門負責、確需多個部門管理的事項明確牽頭部門的原則，建立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著力解決政府部門間存在的多頭管理、交叉扯皮等問題。

2.順德模式——實行黨政合署、簡化行政審批。其主要經驗有：一是實行黨政合署。為切實有效解決基層實際問題，廣東省順德市在爭取上級政府支持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合署，撤並黨委和政府職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門，黨政機構由原來的41個精簡到16個，精簡幅度達到60%。二是簡化行政審批。2011年順德市進行深化審批制度改革，在省政府幫助突破現有法律規章限制的條件下，取消了500多項的上報審批許可，其中很多涉及政府的核心職能和權力。2012年順德市實施了商事登記改革，將商事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相分離，不再審查企業的注冊資本，探索通過事后監管來監督企業。這些措施大幅度降低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減少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3.隨州模式——根據實際需要設置職能和機構。湖北省隨州市是全國最早嘗試大部制改革的地級市之一。2000年大部制的概念剛剛引進，隨州市就出台了《隨州市直黨政群機構設置及人員編制方案》，確立了大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其主要經驗有：一是根據實際需要設置職能。不搞上下對口，不搞橫向看齊，根據本地的實際需要進行職能設置。二是根據職能設置機構。職能基本相近的單位能合並的盡量合並設置，職能銜接較緊的單位採取挂牌設置，職能交叉的單位能不單設的盡可能不單設。改革后，隨州市的市級機構為55個，比其它地級市少設11個﹔編制總數從5569名減少到5134名，精簡率為8%，相比周邊地級市少了三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