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城市化 干得好成歐美 干不好成拉美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拉動及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在快速推進的同時，也出現許多困擾發展、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中國的城市化目前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干得好成歐美，干不好就有掉入拉美陷阱的危險。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六大模糊

1.內涵模糊

城市化就是把人化入城市的過程。而許多地方隻注重“物”的城市化，不注重“人”的城市化。隻關心腳下的地，不關心地上的人。因為地可以生財，人隻會花錢。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9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2001年至2007年，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增長70.1%，但人口增長隻有30%。當前，我國城市化率是53%，而城鎮戶籍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隻有約35%。這意味著還有18%，即2億多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許多進城農民是“扛鋤頭的市民”，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有學者把這種城市化稱作“半城市化”、“淺城市化”。有關調查顯示，農民工在城裡有自己房屋的隻佔0.7%。無處安身，何以樂業。城市化的內涵首先應該是人的城市化，很多地方對城市化內涵認識模糊，以為蓋上房子、修上路就是城市化了。一些地方推進城市化的沖動來自於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千方百計把農民土地變為建設用地，然后以地生財，一些農民“被上樓”，一些村庄成建制地變為城市，違法拆遷、暴力拆遷時有發生，城市變大了，農民利益卻受到嚴重損害。農村問題城市化、農民問題市民化的矛盾內化傾向愈加剛性。

2.格局模糊

先發展大城市，還是先發展城市群，還是先發展小城鎮？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實踐中各干各的。筆者認為，中國應沿著費孝通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鎮、大戰略”的路子走。中國這麼多農村人口，要實現城市化，首先應該走就地城鎮化的路子，然后再慢慢向中等城市、大城市集中，一步跨入大城市非常不現實，人力、物力、財力及管理能力都准備不足。應該先發展小城鎮，讓農民就地城市化，就近城市化，這是符合中國目前實際的城鎮化道路。當前，國家的資源配置主要是先發展大城市，對小城鎮用力太少，不僅如此，蘇州等很多地方都在斥巨資建城市綜合體，而“智慧城市”也在全國90個城市首批試點。這一由IBM提出的“智慧地球”轉義而來的舶來品，在國外也不過5年時間，我們今天就匆匆拿來，盲目性太大，代價太大，“智慧城市”千萬不可“利令智昏”。許多城市社區建設追求高檔化、貴族化、奢華化，動輒國際一流。典型表現就是爭建摩天大樓。目前中國已有摩天大樓1000多座，正在建設的還有1000多座，遠超美國的436座和阿聯酋的50座。以每座50億元投資計，中國2000多座要花10多萬億的投資。這種“高端化”發展更加劇了農民工的“低端化”生存。2011年有個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這個口號連我們的首都北京都沒敢這樣提。一個看似簡單的口號，反映的是我國城市建設中不切實際、貪大求洋的錯誤傾向。

3.路徑模糊

城鎮化的路徑有兩條。一是先城后市，二是先市后城。兩種格局多自宋代形成。先城后市是當時在許多要塞建立城堡，逐漸形成政治經濟中心。這是官辦的。先市后城由民間自發興起，政府不設完整的行政系統，隻派員管收稅和消防，事務由地方士紳管理。宋代此類市鎮十分發達，見於史載的就超過3600多個，其中不少市鎮不論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發達程度都超過一般州縣。可見，城多因政治興起，而市多由經濟驅動。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由城坊制向街巷制轉換的時代，是城鎮化發展的高峰，從宋代的現象可以看出，隻有按市場規律發展城鎮，城鎮才會興旺發達。城市是城和市的結合，有了城必須有市。今天好多地方蓋了一座空城，沒有市，就是沒有用市場力量去解決，而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動。即便一個靠某項產業發達起來的城市，一旦沒有產業支撐失去市場，也會很快蕭條下去。英國利物浦是工業革命的先驅城市，其財富總值一度超過了倫敦，20世紀30年代的嚴重經濟危機讓利物浦遭到滅頂之災，大批企業倒閉，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利物浦的支柱產業造船業急劇萎縮，失業率再次成為英國最高。城市大片區域荒廢，雜草叢生，基礎設施閑置，到處是破敗的景象。201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利物浦人口為46.6萬人，比1931年的84.6萬人，下降了將近一半。這種由於缺乏穩定的產業支撐以至由盛轉衰的城市，世界上屢見不鮮。美國的底特律由於汽車業的蕭條使人口由1950年的1849568人下降到2010年的713777人。德國的萊比錫，柏林牆被推倒后，這個繁榮之都成了“鬼城”。俄國的伊萬諾沃因紡織業快速崛起，隨著蘇聯解體，1998年該城工業總產值隻有1980年的20%。蘇聯解體后，由於靠行政支撐的力量崩潰，在幾年內俄羅斯蕭條城市從7個飆升到93個。強行推行城市化是一種災難。從1950年起世界蕭條城市的數量大於城市化城市的數量。1960-1990年內，蕭條城市數量增長了一倍，而城市數量隻增長約60%。在我國，還有多少像鄂爾多斯建造的“鬼城”不得而知，但以為憑政策和批文、靠權力和理想就能造出城市的現象依然盛行。2003年曹妃甸開發啟動，最初規劃30平方公裡，隨即改為60平方公裡，接著躍升為250平方公裡，最后擴展為2000平方公裡，正好又趕上了2009年國家四萬億盛宴，投資從2008年的327.6億一下狂增到2009年的1023億，2012年又猛降到600億以下。猛藥效短且推高債台，目前有人說曹妃甸每天都要支付一千多萬的利息，而年財政收入僅50.5億元，即使當地官員不吃不喝也隻夠還利息，本金支付如到償期，不知當地政府如何咽下這權力造城和運動造城的苦果。相反，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些歷史重鎮，交通發達、歷史悠久，物流集聚能力很強，方方面面條件甚至比一個市縣所在的城都好，但它只是一個鎮的構架，行政力量嚴格制約它的發展，不是按照市場規律去配置資源，它就是發展不起來。有城無市和有市無城的困擾該讓我們清醒了。在城市化問題上，決不能讓那隻看得見的手永遠看得見，那隻看不見的手永遠看不見。

4.速度模糊

是按照經濟規律循序漸進，還是按照官員意志大步躍進，這個問題一直被忽視。城市化增長20個百分點，英國用了120年，德國85年，美國80年，韓國也有30多年，我國僅用了22年，而近幾年每年都以一個多的百分點在猛增。我國隻用30多年時間就趕上了西方國家近300年的城市化歷程。城市化過快會帶來有城無市、資源浪費、土地矛盾、社會管理、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問題。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本來可以增值70年的土地，一次性賣給開發商，一下子把70年的錢拿過來了，土地權利給了開發商。本來可以循序漸進，逐年生財，但是現在卻把70年的錢一次性拿過來一下子花光，與后代爭飯吃。這種速度模糊造成的隱患讓子孫情何以堪。過快城市化、過度城市化，拉美陷阱的教訓世人皆知。中國曾經出現過兩次逆城市化現象的無奈也擺在那兒。一次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城市化超越了農業的供給，國家不得不採取關、停、並、轉一些企事業單位的措施，把2000多萬市民趕回農村重過農民生活。第二次即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由於城市經濟蕭條，提供不了那麼多就業機會，也沒有那麼多糧食養活當時的人口，就把2000多萬知識青年趕下鄉去，與農民爭飯吃。在計劃經濟時代，通過政治動員和行政命令即可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想輕而易舉地重走逆城市化的路子化解矛盾，可謂要“難於上青天”了。中國是否要急於在未來15-20年裡把城市化率最后約20-30%的空間填滿，是一個尤其值得研究的大問題。

5.功能模糊

城市規劃在功能上定位不清，城市規劃被譽為城市第一資源，規劃的失誤將帶來建設的失誤，而建設的失誤往往難以彌補。比如城市規劃的預見性不足，城市產業布局的失衡，埋下了交通擁堵的“隱患”，而當實際的擁堵問題出現后，再對原有規劃進行改良，不僅造成巨大浪費，而且隻能是事倍功半。大城市的學校、醫院、圖書館、演出場所等城市中心，集中了大量優質公共資源。北京的許多醫院已經不只是北京人的醫院，更是全國人民的醫院，大量的人流從不同地域匯集於此，人滿為患已經成為常態。在北京1000余所小學的門前及附近道路上，由於接送孩子也在形成交通擁堵。此外，由於大量商務區和行政辦公區集中於市中心，過度開發和人流高度聚集，高昂的房價讓大量人群遷往外環和城郊，而那些遠離市中心的開發新區功能單一，僅僅為了生活，不能有效吸納就業，導致職住分離。亞洲最大社區北京天通苑被譽為“睡城”。北京市中心以外的數十個居住小區也與此相仿。實際上，全國大多數城市都存在職住分離的嚴重問題。借鑒國外職住一體，圍繞大城市分業建設一群衛星城應是值得思考的路徑。

6.規模模糊

城市規劃在規模設計上不符合現實。城市的規模首先應該與城市輻射范圍內的人口數量及功能、性質、發展條件相適應，講求適度規模。但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好高騖遠，貪大求洋，在沒有客觀考慮自身資源稟賦的情況下就出台大而空的城市發展規劃。目前把我國所有城鎮規劃的總人口加起來已經超過20億，就算現在把所有農村人口都轉移到城市，也還有6億多的數量缺口。難道我們還要從國外再進口幾億人來居住？福建某一個隻有25萬人的山區小縣，縣城規劃建成區面積為100平方公裡，控制區為150平方公裡，該縣25萬人中，已經有66%的勞動力外出經商務工，有的已落戶它鄉，舉家遷出，不再回歸。不知決策者今后從哪兒弄來上百萬人到這裡居住。25萬人口大約8萬戶左右，即便每戶分配給十個生孩子的指標，也隻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生出80萬人來，今天就建這麼大的城，浪費得實在令人驚詫。可見，在城市化進程中盲目規劃，大鋪攤子、鋪大攤子的現象已經十分普遍。照此規模建設，我國城市化進程很難實現科學、理性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