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西方國家城市化存在五大差異

1.西方國家在殖民地消化矛盾，我國隻能靠農村解決問題

城市化過程就是資源和資本集聚的過程，需要消耗巨大的資源，支付巨大的社會成本。這種資源消耗和成本支付，在西方國家，主要是通過殖民地擴張來消化的。他們掠奪殖民地資源、向殖民地轉移過剩勞動力和販賣奴隸，把城市化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大都轉嫁了出去。300多年前，北美大約有1億印第安人，但是歐洲人到來以后，在這裡大規模地開拓疆土，大規模地掠奪資源，在美國的印第安人現在僅剩40多萬。他們的剩余勞動力也通過向殖民地輸出得到了很好的消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歐洲大陸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資源環境空前寬鬆。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中華民族一直是一個內斂的民族，我們沒有殖民地，我們不可能通過大量掠奪資源而獲得財富積累，也不能通過殖民擴張而輸出剩余勞動力，更不能通過販賣奴隸而獲得低成本的勞力。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矛盾隻能通過價格“剪刀差”、低成本的農民工、低廉的土地價格等方式在“三農”中消解。這是歷史的宿命，一部分人想違背常規的盡快過上好日子，就必然要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是通過矛盾外化的方式漸次推進，中國走的是一條通過矛盾內化的方式快速推進的路子，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當然更為艱巨和復雜。

2.西方國家農村人口總量少，中國農村人口總量多

西方國家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可利用空間大，容易謀生。美國和加拿大的國土面積與中國相當，但是它們的人口數量分別是3.1億多和0.3億多，分別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和四十分之一。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總人口超過13.7億人，據權威部門預測，我國人口峰值可能出現於2050年前后，屆時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就算到時候達到發達國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國還有將近約5億人口留在農村，這個數字恰好相當於我們建國時的全國總人口。我們努力了一百年，農民的數量不降反升。因此龐大的人口數量決定了我國農村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大規模的、西方式的規模經營，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還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發揮作用。更無法實現西方式的高城市化率，國家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必須擁有一定的村庄保有量， 不然，這樣一個人口大國，飯碗端在誰手裡就成了一個天大的問題。

3.西方國家循序漸進，而我國則以大躍進的形式推進

西方國家城市化是建立在工業化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過渡。我國的城市化卻是突飛猛進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率從17.9%一路高歌猛進推高到約53%的水平，差不多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激增，這是典型的超常規大躍進。這種大躍進明顯透露出軍事化思維的影子。一些基層干部由於長期受到革命傳統的熏陶，在思維方式上沒有徹底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換，導致行為方式還帶有較深的革命痕跡，他們用摧枯拉朽的陣勢，整齊劃一的模式，疾風暴雨的方式，推進城市化進程，這種行為方式容易讓城市化發展脫離實際，違反城鄉格局的自然演替規律，埋下的隱患、帶來的后果將難以預測。千萬隻腳都踩在油門上，急需一隻踩剎車的腳。

4.西方城市長期孕育出一個穩定的構架，而快速崛起的中國城市要形成這種穩定的支撐架構，還需要假以時日

西方國家的城市經過幾百年的長期發展，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基本構架，這個構架有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上是宗教信仰這一根軸，橫向上是各類社會組織這一張網。西方國家利用宗教信仰讓社會群體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西方國家大多數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一份1996年的調查報告顯示，隻有4.9%的中國人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再加上改革開放前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搞得人心散亂，凝聚力亟待提高。社會組織是溝通政府和群眾的橋梁，也是提供社會化服務的主要載體，它是城市穩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城市管理的主要抓手。西方國家有著系統而完備的社會組織體系，構成了強大的社會服務系統，這些社會組織為西方國家的社會穩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2006年的統計表明，每萬人的社會組織數量是：美國52個，法國110個，阿根廷25個，而中國隻有2.5個，差距十分明顯。因此，健全和加快現代社會組織建設，提高服務社會能力，勢在必行。

5.西方國家人口正在回流農村，而我國人口正在流入城市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城市人口開始向鄉村和中小城鎮回流。有越來越多的人工作在城市，生活在鄉村。德國有40％多的人口生活在鄉村，英國是28.9％，美國是22％、日本20％以上，英國在上屆奧運會期間的一份調查表明，回流群體大多在25—40歲之間，是主要的勞動力，且回流多發生在近十幾年裡。我國目前正呈現相反態勢，農村人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消費，正在大量涌入城市，僅是居住在城市中的農民工就已經達到了2.6億多。世界上所有的貧民窟都在城市，而不是鄉村﹔世界上最舒適的住宅都在鄉村，而不在城市。在高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應該保持一份清醒，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城市病終究會讓一些人返朴歸真，在發展城市的同時，鄉村同樣需要建設，城鄉各自承擔不同的功能，誰也無法取代誰。尤其吸引世人眼球的是“到庄園去”已成為西方外交的最高禮遇，位於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曾是二戰末盟國奠定聯合國的地方，在橡樹園以北100公裡處的戴維營，1959年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曾在這裡懇談過3天。1970年卡特在此斡旋埃及和以色列沖突。1980年代末，老布什和戈爾巴喬夫曾在戴維營玩執馬蹄鐵游戲。小布什任總統期間常把外國政要帶回老家農場吃烤肉。2001年1月，小布什邀請普京到自己故鄉得克薩斯州克勞福德農場會談。普京后來在莫斯科郊外的私人庄園招待小布什。2002年10月，小布什曾邀江澤民到克勞福德農場會晤。2013年6月初，奧巴馬在距洛杉磯不到200公裡的安納伯格庄園接待習近平。“庄園外交”正以更個性、更隨意、更親和，廣受世人青睞而引領世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