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壽春，漢族，1933年生，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江蘇省瞿秋白研究會特約研究員，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究分會理事，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馬克思主義的教學和研究。

作者感想：

本文是為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95周年而寫，入選全國黨建研究會等單位在無錫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重點發言時受到好評，會議總結表揚這是一篇老課題寫出新意的好文章。本文最先由《中國當代思想寶庫》（七）收錄，引起了強烈反響。有近20家文庫之類的書刊要求輯入，有的還說經專家評審給予“特等獎”之類的榮譽，本人考慮重復轉載沒有必要，均未同意。

寫作本文的體會主要有兩點：一是學術研究的視野要寬廣。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優良傳統。是黨的歷屆歷任領導集體，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經過長時期的精心培育才形成的，絕非只是某個領導人的貢獻。理應拓寬視野，把全黨在這方面的好認識好經驗總結推廣。二是學術研究貴在求實創新。作者可以從新資料、新視角、新方向、新概念等各方面做出努力，切勿人雲亦雲炒冷飯。本人從四個“既有”、“無有”來概括張聞天對精心培育群眾路線的貢獻，力求寫出一點新意。

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明確提出並堅持貫徹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突出貢獻，也是顯著的政治優勢，對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這個政治優勢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得以保持，相反卻有可能被弱化和喪失。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我們黨執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的條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脫離群眾的危險。”﹝1﹞“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有些黨員干部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屢禁不止，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不斷蔓延，已經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嚴重妨礙了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和聲譽”﹝1﹞。因此，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為了繼承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和優良傳統，奪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認真學習和宣傳鮮為人知的張聞天同志對群眾路線的精辟論述，肯定會有很大的教益。

一、一再強調群眾路線的極端重要性

（一）率先倡導，初步奠基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是黨的一批老革命家共同培育的結果。張聞天是比較系統地論述、正確處理黨與人民群眾關系的第一人。

20世紀30年代初，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並且採取命令主義的領導方法強行貫徹，引起了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這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逐漸覺察到這種錯誤的危害，明確主張轉變領導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周刊上發表文章，尖銳批評宣傳工作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種種表現，把它斥之為“黨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指出轉變宣傳鼓動工作“是使我們黨深入到群眾中去的最主要條件之一”﹝2﹞。接著從1933年2月至9月在《斗爭》周刊上連續發表4篇論文，特別是其中一篇以《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為題，對黨群關系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他指出，在革命根據地裡，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蘇維埃政權的黨”﹝2﹞，要真正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必須樹立“正確地去代表群眾的意識”﹝2﹞，並且進一步批評說，“那種以為黨是超於一切的，黨隻能命令群眾，黨不必注意群眾的意見”，“隻能造成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不信任。”﹝2﹞明確提出要使黨“真正能夠變為群眾的領導者”，就“不隻要教育群眾”，“而且要跟群眾學習”﹝2﹞。這些論述雖然尚未直接使用群眾路線的概念，但是一開始就抓住了群眾路線的實質，在黨的建設史上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二）帶頭貫徹，大力宣傳

1935年1月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他在領導工作中，更加自覺地貫徹群眾路線，反復強調“群眾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眾的力量是我黨的最后依靠”﹝3﹞。

1939年11月，張聞天專門撰寫文章，把“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作為“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的基本問題”來對待，全面論述了正確處理黨群關系的“幾個原則”﹝4﹞。這篇論文在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第2期發表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黨的刊物普遍轉載，對全黨干部提高認識，按照正確的原則貫徹群眾路線，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4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張聞天更是大力宣傳和堅決貫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黨中央決定張聞天和陳雲等同志一道前往東北地區開展工作。怎樣才能把東北建成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張聞天堅決主張必須貫徹群眾路線。他指出：“我們唯一的巧妙辦法，就是動員群眾起來，成為人民戰爭”。“隻有群眾覺悟，才有勝利的可能，同時也是我們增兵的唯一來源。”反之，如果“群眾不發動起來，我們就成為孤軍奮戰，我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4﹞。

（三）敲響警鐘，謹防蛻變

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隨著地位的根本變化，張聞天敏銳地覺察到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增加了。當時他擔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發現有些黨員當了干部就以為自己比群眾高明，於是自高自大、擺架子、耍態度，甚至打人罵人。針對這種情況，他在一次報告會上專門就革命勝利后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問題敲起了警鐘，尖銳批評上述不良表現“是舊社會裡軍閥官僚的舊思想，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思想”，明確指出干部應該“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給人民辦事情，而不是企圖騎在人民脖子上，稱王稱霸。”﹝5﹞

張聞天的晚年，屢遭“左”傾錯誤的打擊和林彪、江青一伙陰謀家的迫害。但他在生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仍然時刻關注黨和國家的命運，冒著極大風險在筆記本上寫下了自己的憂慮和思考，極其深刻地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黨最容易犯的錯誤，錯誤中最危險的和致命的錯誤，是脫離群眾”，如果某些領導者不能堅持糾正這種錯誤，就會“最后蛻化變質為同人民群眾對立的官老爺”﹝5﹞。事實正是這樣，從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的劇變來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喪失以及黨組織的瓦解，其深層次的重要原因都是同共產黨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