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辟闡明群眾路線的豐富內涵

（一）“群眾是基礎，黨是領導”﹝5﹞——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張聞天運用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緊緊圍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和偉人與群眾的關系這兩個根本問題，深刻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實行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他指出：“沒有群眾的革命實踐，就不會有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根據社會發展規律與革命運動規律的正確把握而預測未來，指導未來。但群眾的實踐是無窮的，它比馬列主義所能預見的要復雜得多，豐富得多。”所以，黨必須不斷地總結群眾“實踐中的一切新的經驗，以豐富與發展馬列主義”，才能夠“更好地領導群眾”﹝3﹞。他還指出：“要實現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依靠於一定的社會力量，這社會的力量就是千千萬萬的群眾。”這是因為，“歷史上的偉人，固然在創造人類歷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沒有群眾的擁護與群眾的行動，任何推動歷史前進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必須牢固樹立“同群眾在一起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的觀念。﹝3﹞

基於以上認識，張聞天進而強調正確處理黨群關系必須遵循兩條規律。他說：“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解放，必須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領導的共產黨，這是一條規律。但共產黨隻有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在一起，並使他們接受和實行共產黨的正確的路線，才能實現其領導。這又是一條規律。”﹝5﹞這裡所講的兩條規律，深刻揭示了“黨不能沒有群眾，群眾不能沒有黨”的相互依存關系，而“群眾是基礎，黨是領導”﹝5﹞的論斷，則是更精確地表達了在黨與群眾這個矛盾統一體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強調如果黨的領導脫離了群眾，那就“等於人的頭腦脫離了人的身體和四肢一樣”，也就“不成其為領導”﹝5﹞。（二）“領導就是服務”﹝4﹞——建黨宗旨在群眾路線中的高度概括張聞天一貫認為，共產黨要實現對群眾的領導，就必須為群眾服務。他指出：“黨是群眾的領導者，而又是為群眾服務的公仆”，“領導群眾而又服侍群眾”﹝5﹞，這才是正確處理了黨與群眾的關系。歸根到底，這是由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所決定的。“人民群眾之所以需要共產黨，就因為它能為人民群眾服務，它是人民群眾手中進行解放斗爭的工具。”因此，“黨的一切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就沒有其他利益。”﹝5﹞正是基於這種建黨宗旨與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張聞天創造性地提出了“領導就是服務”的著名論斷，明確指出：“反映和維護無產階級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實現他們的利益服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共產黨的領導。”﹝5﹞又說：“領導人民，就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現為人民服務”﹝5﹞。

他反復強調，在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上，一定要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主人，黨是勤務員”﹝5﹞的基本觀點，始終牢記“主人公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黨及領導機構，不過是他們的服務部，黨員、包括黨的領導人，不過是他們的公仆，再沒有別的了。”﹝5﹞他認為，“隻有我們時刻記住黨和人民群眾的這種關系，我們才能自覺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我們一切工作的重心自始至終放在人民群眾身上。”﹝5﹞

以上這些重要論述，是對無產階級政黨與人民群眾關系所作的最精確的解釋，也是對立黨為公的根本宗旨所作的最科學的概括。（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5﹞——科學的領導方法在群眾路線中的正確體現張聞天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隻有為群眾自願地接受並成為他們的自覺行動時，新社會的創造才會付諸實現。”﹝5﹞因此，無產階級政黨要能夠實現正確的政治領導，自始至終都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並且強調“自始至終都隻能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5﹞。基於這個認識，他認為，不僅在制定路線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虛心向群眾學習，而且在貫徹執行路線的過程中，也就是“到群眾中去”的時候，同樣需要向群眾學習，“接受群眾的鑒定和批判”﹝5﹞。隻有不斷地向群眾求教，善於總結和吸取群眾創造的豐富經驗，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並及時修正不太符合實際的決策。“隻有依靠群眾，領導才有生氣。”﹝5﹞

張聞天同時闡明，按照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辦事，既是自始至終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也是不斷教育群眾和提高群眾的過程。“從群眾中來”，黨必須使群眾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正確地反映廣大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到群眾中去”，還要在宣傳教育中提高群眾的覺悟水平，通過群眾自覺自願的行動來貫徹執行。隻有這樣，才是完整地體現“黨為群眾服務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黨既當群眾的學生，也當群眾的教師”，“隻有能真正當群眾的學生的人，才能當群眾的教師，而教師的作用不過是人民勤務員的作用，決不能驕傲自大、自以為是，凌駕於人民群眾的頭上。這是關於黨領導的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5﹞（四）“群眾的實踐是測量黨的領導是否正確的最后標准”﹝4﹞——真理標准在群眾路線中的貫徹應用張聞天認為，“領導就是服務”主要應通過制定和貫徹正確路線和政策來為人民謀利益。而路線和政策是否正確，不只是在制定的時候必須力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集中反映廣大群眾的意願，更重要的是要在貫徹執行過程中通過群眾的實踐來檢驗。他在1939年就明確提出“群眾的實踐是測量黨的領導之是否正確的最后標准”，強調“黨要根據群眾的實踐來考驗黨的決定的是否正確”。如果實踐証明是不完全正確的，那就必須根據群眾實踐的經驗“來校正或修改”﹔如果實踐証明是錯誤的，那就“必須拋棄”，並根據實踐的新經驗“來重新採取新的決定”﹝4﹞。張聞天的這個觀點，不僅同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說的“實踐是真理的標准”﹝6﹞完全一致，而且把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原理運用於黨的領導活動之中，強調路線政策之是否正確也必須由群眾的實踐來檢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自此以后，張聞天始終堅持上述觀點，並且緊密聯系各個時期的實際情況，一再強調實踐標准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伙陰謀家別有用心地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語錄標准”，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思想混亂。針對這種十分嚴重的情況，張聞天反復闡明“隻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才能最后証明黨的路線是否正確。”﹝5﹞“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5﹞隻有以群眾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正確或錯誤，作為檢驗黨的路線和政策正確與否的最高尺度，總結經驗才能真正達到“發揚優點，改正缺點”的目的，從而“改進黨的領導，使黨更好地為群眾的利益服務”﹝5﹞。張聞天的這些真知灼見，盡管當時隻能在筆記本上留下墨跡，但是后來隨著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廣泛展開，就會看到這是多麼重要的理論貢獻。（五）“發展各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監督”﹝5﹞——監督機制在群眾路線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之初，張聞天就強調在黨組織加強教育和管理的同時，還要“靠人民的監督，最主要的是要把人民代表會制度建立起來”﹝5﹞，並且提出了加強監督的具體主張：今后干部要由人民代表來選舉﹔當選的干部要經常向人民代表報告工作，人民代表有權利批評干部工作中的缺點﹔當某個干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可以將他撤換，另選好干部去代替他。這些重要思想在黨處於全國執政地位的初期就及早提出，是非常深刻和很有遠見的。

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當輕率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尤其是同個人專斷有密切聯系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再造成巨大損失以后，張聞天進一步強調一定要“吸收人民參加管理。密切國家和人民的聯系。發展各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監督”﹝5﹞。特別是正確處理黨群關系必須以堅持並健全“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作為“組織保証”﹝5﹞。這種民主集中制，既“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確指導下的繼續發揚民主”﹝5﹞。后一層含義的獨到見解，顯然比通常所說的“又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為精確，強調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全過程始終要把發揚民主作為核心。張聞天還強調指出決不能把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當做無足輕重的形式，而應作為“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這種民主形式的發展，“是教育群眾和吸收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能“使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人經常處於群眾的監督之下，從而減少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等各種脫離群眾的不良作風”﹝5﹞。

張聞天高度概括說：“總之，我們在一切工作中，必須真正信任群眾，相信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從而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自覺自願的行動去完成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歷史任務。”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黨和國家機關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經常進行群眾路線的教育，民主原則、民主作風的教育。同時要使他們經常聯系群眾，面向基層，到群眾中去蹲點，參加定期勞動，輪換工作和學習，生活水平向群眾看齊，防止各種特殊化，使他們既當官又當民。”並且強調“這些措施，在使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者不脫離群眾上是非常重要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