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個海外的視角，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中國至少出現過四次比較大的改革：1898年的“戊戌變法”，1958年“大躍進”，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兩個鄰居日本和俄羅斯，也都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與“戊戌變法”對應的是日本1868年開始的 “明治維新”;與“大躍進”和 “文革”對應的是蘇聯1924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和1956年開始的“非斯大林化”;與1978年“改革開放”對應的是1985年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

　　中國這四次改革從起因來看同日本和俄羅斯相應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由於社會結構造成的，但目的、過程和結果卻大大不同。分析起來，這種不同和三個國家不同的文化傳統有關，特別是與其對人類終極意義的理解上的不同有關。對於中國來說，這個理解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大同”不僅是現世的，而且是積極的人生態度，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改天換地。日本的“神道”雖然是現世的，但不是積極的，它崇尚自然，認為人類不應該對現存的大自然和人類社會進行過多的干預，因為現實是美好的。俄羅斯的“東正教”既不是現世的，也不是積極的。它認為現世是糟糕的，但這種糟糕的狀況又是正常的，認為人類的干預沒有用，應該等 “救世主” 的到來。

　　中國夢之一：不先救中國，哪能救世界?

　　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起因差不多，是結構性的：兩個傳統的東亞國家，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制和現代化的吸引，進行社會改革，搞現代化。

　　但中日兩國改革的目的是不一樣的：日本人改革的目的很具體，也很明確：“救日本”，方法是“脫亞入歐”。傳統上，由於鄰居中國在文明發展方面的領先地位，日本沒有日本中心論的思想。日本人可以認為“大和民族”是優秀的，獨一無二的，但日本在文化上並不期望其他國家變得同自己一樣，沒有宇宙訴求。在日本人看來，中國古代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覺得學中國很自然。現代，西方人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覺得學西方也很自然。

　　對比起來，“戊戌變法”的目的不如“明治維新”明確：以精神領袖康有為為代表的中國精英既要救中國，也要救世界。“戊戌變法”前后康有為寫了膾炙人口的一部杰作——《大同書》。該書的核心不僅僅是要救中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救世界。傳統上，中國和世界是同義語。在這點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相似，有宇宙訴求。

　　中日兩國改革不僅目的不同，策略也不同。由於日本人傳統上沒有中國人的自信，“明治維新”的策略很實際，很溫和：改革首先要啟迪民智，其次再談政治體制改革，再次才是科學技術等實際的東西。“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福澤渝吉意識到這種循序漸進的策略要花更多的時間，但他認為這是一條理性的選擇。中國人改革的策略正相反：首先是引進西方的技術，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才不得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戊戌變法”失敗后才想到啟迪民智。“戊戌變法”的功利性很強，很性急。在康有為等人的促導下，光緒皇帝在103天裡發布了200多條變法措施。

　　改革目的上與策略上的不同，造成了結果的不同。以救日本為目的“明治維新”是成功的;既要救中國，又要救世界的“戊戌變法”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