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之三：是個人，國家，還是世界?

　　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同蘇聯1985年開始的改革的起因仍然是結構上的，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這一模式需要調整。由於人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中央政府不僅在宏觀上、在微觀上也管得過死，經濟增長緩慢。中國1955年到1977年人均糧食沒有增長。蘇聯1985年經濟零增長。

　　但中蘇兩國改革的目的與過程不一樣。中國1978年改革從目的上講，與前面講到的另外三次中國改革都受“大同”思想影響。所不同的是，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在相當長時期內，“小康”是過渡到“大同”的必要條件。這一理念是通過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來解釋的。它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1978年改革同戈爾巴喬夫改革共同的地方是注意調動個人的生產積極性，這是認識到沒有個人，也就沒有國家的體現。但中國改革中，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始終沒有放鬆控制，不完全否定共和國以前的歷史。在對待國際事務問題上，中國總的來說是低調的。這是認識到隻有先救中國，才能救世界的體現。中國以世界大家庭一員的姿態，而不是以康有為式“大同世界”的主導的姿態，或者“文革”式“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姿態，積極參加到國際事務中來。

　　蘇聯改革理論家雅科夫列夫不僅批判“東正教”傳統，認為它是專制制度的重要根源，對蘇聯的過去，除去列寧以外都否定，這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從過程上看，蘇聯1985年改革的方向同前兩次蘇聯改革相同，都是收縮國家權力，給個人以更大的自由。所不同的是，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成是“暫時的退卻”, 赫魯曉夫因為政治斗爭失敗而終止了改革，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更為徹底，是全方位的。

　　1978年的“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國的崛起;戈氏改革造成了蘇聯的解體, 和以葉利欽等自由派領導人對俄羅斯的重組。

　　而在今天的意義上，“中國夢”，既是“大同”世界的夢，也是中華民族的夢，更是中國人個人的夢。中國的上一改革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國家的政策還在調整過程中。中國的社會問題還很多，如官員貪污腐敗，貧富不均，生態平衡等。這些問題處理不好，“中國夢”則很難成為現實。歸根結底，政策調整的核心就是要處理好個人，民族國家和世界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