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核心觀點

　　●“泛制度化”傾向，又叫“制度歸因”，這在當前中國社會成為一種思維定勢，認為凡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都是制度問題或體制缺陷造成的。

　　●“人的因素歸因”傾向在看待資本主義制度或在觀察西方社會時尤其普遍，無論西方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總是習慣於從“人的因素”方面去找原因，僅僅就事論事，而很少從制度和體制上看問題。

　　●這兩種傾向都是“制度迷信”、“制度萬能”思維定勢下的產物，從根本上割裂了人與制度的內在聯系，都把“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極端化和絕對化了，因此難以正確地認識和解釋社會現象，更不能深刻揭示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

　　●泛制度化傾向把任何問題或矛盾，皆歸因於制度，而人在其中的責任被淡化甚至掩蓋了。這對於在復雜條件下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於強化責任意識會產生不利影響，導致無責可究的局面。

　　●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歸結為制度缺陷，隻見制度不見人，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在歷史上發揮的主體作用，而把人的主體性掩蓋了或弱化了，顯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事實反復表明，任何制度都不是萬能的。制度優勢能否得到發揮，制度缺陷能否避免，歸根結底都取決於人。也就是說，制度優勢的發揮要靠人，制度缺陷的彌補也要靠人。

　　●在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新進程中，需要我們正確把握人與制度的關系，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制度的優越性，科學地處理復雜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關於制度的討論和爭論頗為熱烈，理論界關注，社會上也議論紛紛。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泛制度化”評判(或曰“制度歸因”)的傾向，即看待社會中出現的個別極端現象或某些傾向性問題時，一般性地歸因為制度因素，作出概括性判斷，不加分析地認為是制度出了問題，而對人在其中的責任和因素卻不做具體分析。這已成為某些人觀察社會現象、分析社會問題的一種思維定勢。這種絕對化、極端化的認識傾向，顯然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應當看到，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人與制度的關系，就不能科學地處理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利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制度的優越性。

　　一、在制度比較和問題歸因中出現的兩種傾向

　　制度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范疇，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體現，也是人類社會運行的必要條件。當今人類社會的制度形態主要有兩種，即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這兩種制度形態各自又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等不同層面構成的制度體系。從人類發展趨勢看，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先進性。從制度的現實狀況看，任何制度都有弊端和不足。但是，在制度比較和問題歸因時，卻存在著兩種突出的傾向。

　　一是 “泛制度化”傾向。這種傾向又叫“制度歸因”，這在當前中國社會成為一種思維定勢，認為凡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都是制度問題或體制缺陷造成的。舉凡收入差距、社會風氣、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一律歸為制度弊端，而不做具體分析，進而得出制度不如人的結論。其實，這類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大都最早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過程中出現，至今仍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二是“人的因素歸因”傾向。這種傾向在看待資本主義制度或在觀察西方社會時尤其普遍，無論西方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總是習慣於從“人的因素”方面去找原因，僅僅就事論事，而很少從制度和體制上看問題。比如，對於美國次貸危機、佔領華爾街等問題，西方輿論多歸因於華爾街金融大鱷，是銀行家過於貪婪，甚至是由於出了麥道夫這樣的騙子造成的，而非制度原因。對歐洲從希臘到冰島，再到西班牙、意大利以至塞浦路斯出現的債務危機，也僅從金融操作的技術層面找問題，而不觸及根本的制度弊端。

　　這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認識傾向，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即都是“制度迷信”、“制度萬能”思維定勢下的產物，從根本上割裂了人與制度的內在聯系，都把“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極端化和絕對化了，因此難以正確地認識和解釋社會現象，更不能深刻揭示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