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泛制度化傾向的危害

　　一個時期以來，在看待中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泛制度化傾向的危害日益顯現，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使制度成為推責的托辭。泛制度化傾向把任何問題或矛盾，皆歸因於制度，而人在其中的責任被淡化甚至掩蓋了。這對於在復雜條件下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於強化責任意識會產生不利影響，導致無責可究的局面。因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從不同層次的制度中尋找原因，在認為制度因素大於人為因素的背景下，許多問題最終變成了難以落實責任主體，而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導致一些帶傾向性的問題反復出現。比如，我國調整經濟結構的方針提出已有數十年，但是低水平重復建設、重復投資，糾正了多年，成效不彰，問題始終存在，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對這類問題，常常是一般性泛泛而論，而幾乎不追究具體責任人;又如，對公款浪費現象、企業責任問題，需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時，往往難以通過嚴厲的追責，做出明快的處理;在干部選用上用錯了人，辦錯了事，也難以依法處置，一涉及到人，就有意模糊;再如，面對司法領域出現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問題，一般性的責難是因為沒有實行所謂的“三權分立”制度，而對具體責任人的追究明顯不夠，導致此類問題成為痼疾頑症。

　　應當看到，泛制度化甚至把民主集中制當托辭。這些年來，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得到重視，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又不同程度地成為推責的托辭，出了問題歸來究去是集體決策，“名曰集體負責，實際上等於無人負責”。把民主集中制當作推責的托辭，危害甚大，正如列寧所說，“借口集體領導而無人負責，是最危險的禍害”。

　　二是易生成制度自信缺失。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籠統歸結為制度缺陷，是一些西方勢力抹黑中國的慣用手法。國內出現這個傾向，原因復雜，但缺乏制度自信是重要原因。由於在出現困難和問題時，不強調人的作用而隻強調制度的作用，而實際上制度並非萬能，本身處於被動地位，這就容易導致在社會心理上出現對制度的懷疑，進而否定的極端化傾向。這對堅定人們的共同理想信念，形成共同的價值追求會產生不利影響。

　　三是模糊了人的主體作用和能動性。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歸結為制度缺陷，隻見制度不見人，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在歷史上發揮的主體作用，而把人的主體性掩蓋了或弱化了，顯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以生產實踐為基礎考察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的主觀能動性既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能動地認識世界的活動，又是在認識的指導下能動地改造世界的活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人類特有的，集中體現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所具有的精神狀態和實踐能力。

　　實踐証明，人是歷史過程中的主體，歷史過程是人的實踐過程，人在社會實踐中居主體地位，人的因素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人類社會是在制度與人的互相聯系、互相作用中發展的，人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是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承擔者和創造者，當然也是制度的創制者和執行者。因此，在觀察和分析社會運行中的現象和問題時，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制度方面的問題就從制度上加以解決，是人的問題就要從人的方面去解決。決不能片面地撇開“人的因素”而僅僅歸咎於制度，或者片面地撇開“制度因素”而僅僅歸咎於人。

　　泛制度化，模糊了人的主體作用和能動性，也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人類歷史表明，無數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融合為一個總的合力，形成一個總的結果。與歷史發展方向相符合的個人的意志和目的在合力中起推動作用;與歷史發展方向相對立的個人意志和目的在合力中起阻礙作用。任何人的歷史作用的大小，取決於他們對歷史任務的認識和實現的程度，取決於他們反映人民群眾的願望、要求的廣度和深度。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都得到了証明。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勢發揮和局限避免，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因素。也就是說，人的因素發揮得好，制度優勢就能充分彰顯;反之，制度劣勢和缺陷就會充分暴露。

　　大量歷史事實反復表明，任何制度都不是萬能的。制度優勢能否得到發揮，制度缺陷能否避免，歸根結底都取決於人。也就是說，制度優勢的發揮要靠人，制度缺陷的彌補也要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