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不要忘記一種主體的責任：對“和而不同”的倡導和實踐本身，也要體現“和而不同”的精神，才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才能行之有效。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也許還要經歷一番思維習慣的自我改變、自我超越。這種改變，遠比表達一個願望要復雜和艱難得多。例如，在近年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中，很多人就仍不懂得，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一種“和而不同”的普遍價值，卻仍以“同而不和”的習慣去理解，進而形成了兩個彼此對立的極端：一端“以同代和”，以為認同普世價值就是接受西方或美國的價值觀，就是要無條件地採取與之相應的整套形式;另一端則“因不同而不和”，以為既然要保持主體的獨立和個性，就必須拒絕普世價值。不難想象，這兩種極端態度的后果必定殊途同歸，使我們陷入某種迷信或強迫的心理，事實上無視或放棄中華民族對於普世價值的權利與責任。這種心理顯然是極其有害的。問題在於，討論“普世價值”這樣一個特定價值的問題時，如果不以“普世”的、即全人類“和而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來回答問題，而是各自仍執迷於狹隘的一己立場，那麼討論就失去了應有的公共性，“普世價值”也就淪為一個僅僅充當戰場而不是交流合作平台的話題，爭論也就會停留於盲目的意氣之爭，不可能產生合理、積極、富有建設性的結果。事實表明，在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層面透徹地理解貫徹“和而不同”，仍是一個有待完成的轉變過程。如果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走出和同不分的歷史困境，重新陷入關於“和”的種種獨斷意見之間的紛爭，無法為積累實現“和而不同”的經驗開辟出真正的空間。

最后不要忘記的是：對我們來說，“和而不同”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和結果，毋寧說它更是一種自我發展的方式和規范。為了實現民族復興和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我們可以用“和而不同”的精神去理解和面對當今時代的多元文化，用“和而不同”的情懷和智慧去解決面對的重大糾紛，從而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文化的博大胸懷、無窮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