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三經”的社會文化價值

大乘思想和般若思想之間的關系

大乘佛教興起的主要特征是般若思想。大乘反對小乘出家至上、厭世主義、學院主義的傾向，重樹信仰主義大旗。大乘佛教不是簡單地認為人生、社會都是沒有意義，而認為普度眾生本身是佛教修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通向成佛道路的必由之路。所以，大乘佛教和般若思想是共存的，沒有大乘佛教就沒有般若思想，沒有般若思想就不能夠支撐大乘佛教。

佛教包括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個主要派別。在中國，基本上以大乘佛教為主，並傳播到韓國、日本等國家，現在也走向了歐美。盛行於斯裡蘭卡以及南亞一些國家的，是上座部佛教，又稱南傳佛教、小乘佛教，保持著比較原始的佛教形態。在中國西藏地區、蒙古地區傳播的藏語系、蒙語系的佛教，為密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在家居士為主體，大乘佛教的早期經典之一《維摩詰經》的主人公就是叫維摩詰的居士，經中記敘了維摩詰居士的言語行事。維摩詰的學問特別大，一次，維摩詰稱病，佛令文殊菩薩等前往探病，維摩詰與文殊菩薩往復問答，揭示空、無相等大乘深義，說得大家心服口服。一部佛教的經典，把一位在家的居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這就是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一個典型的表現。

般若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作用

般若學傳入中國后，很快被中國人所接受，廣泛流布，其核心思想滲透到各宗各派之中。

（一）溝通玄學傳統，形成般若學派

在佛教思想傳入之前，基本上是以道家思想為背景的玄學盛行，佛經一開始傳入的時候，特別是般若學，是借助於中國道家思想的詞語來翻譯的，很快就被接受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各家對般若所論宗要各異，而形成六家七宗之說。這裡要提到的一個重要的人物是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他主持了中國最大的譯場，翻譯了很多的經典，如《大小品》、《心經》、《金剛經》等各般若，遂令般若光芒愈盛。鳩摩羅什還培養了很多學生，其中影響最大、聲望最高的名叫僧肇，他在般若思想中國化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二）促進宗派出現，展現中國特色

般若思想的出現促進了宗派的出現，展現了中國的特色。簡略說有三個方面，一是早期的性空唯名論，是以龍樹為首的初期大乘佛學，認為一切事物的存在不過是一個概念體系﹔二是唯識宗，是以無著為首的中期大乘佛學，唯識宗即對唯名論的概念體系做了闡釋。三是真常唯心論，是以中國大乘各宗派為主的后期大乘佛學。真常唯心論的最高范疇是“真如”，又叫如來、實相。但是實相無相，為什麼叫做如來？或者叫真如？大家注意，在佛法裡邊用得最多的是“如”字，“如者”即像那個東西，不是那個東西，沒說它是什麼，隻說它像，佛教叫心照不宣，需要自己去體會，用“如”字，是佛教奧妙的地方。

（三）融匯儒道兩家

道家思想被佛教大量的吸收，而佛教思想在宋代以后基本上被儒家吸收了。無極生太極，兩儀生四相，宋代儒家思想體系構成，與佛教八識思想的內在框架結構極其相似。所以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宋代以后，佛教自身的發展出現了停滯，它的哲學內涵被儒家吸收過去了，儒家不僅有道德性情之學，而且還開始講抽象的宇宙生成理論。

佛教思想在中國很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提倡“一分為三”，這與毛澤東同志講的“一分為二”有很大差異。一分為二是斗爭的哲學﹔一分為三，是說在對立之外還有一個調和，即“中道”。也就是說，雖然任何事物都具備兩端，但是不能執著於兩端。佛教自身就分為俗諦和真諦，稱之為“二諦說”。俗諦面向世俗之人，要巡民教化，輔助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真諦面向有頭腦、有作為、有成就的人，要告訴他們終極真理。前者重視講“假有”，而后者重視講“真空”。由於僅講俗諦往往不能吸引精英，因此要超越就要講真諦。兩千年來中華民族中很多有大智慧、大成就的人，為什麼最終要信仰佛教或者推崇佛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在理論方面給出了一個非常絕妙的二重結構，使人超越假有的現象，把握性空的本質，產生一種精神或心靈的解脫。當一個人能夠有所解脫的時候，就服膺這一真理，佛教理論的魅力就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