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二戰結束至今，國際社會發生深刻變化。世界經歷了兩極格局的形成與終結，逐步邁向全球化、多極化時代。這一時期國際關系中的行為主體不斷增多，舊有國際秩序受到巨大沖擊，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多邊外交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二戰結束初期，英、美、法、蘇四大國圍繞戰后世界秩序問題和地區沖突開展了十分密集的多邊外交。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在涉及遠東和中國事務時也有選擇地應邀參與了部分多邊會議。1945年10月，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基礎上，聯合國宣告成立，國際社會有了一個最具代表性、最具權威性的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政府間多邊組織。與此同時，由聯合國衍生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組織等先后宣告成立。這些組織在恢復戰后全球經濟秩序方面發揮了穩定器作用。早於聯合國成立的其他幾個地區性多邊機構，如穆斯林世界大會、阿拉伯國家聯盟等，二戰后成員不斷增多，影響不斷擴大。英國人也“與時俱進”，於1944年將1887年成立的殖民地會議改為英聯邦總理會議。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全面對峙，多邊外交呈現新的階段性特點。除聯合國外，其他各種形式的多邊機制或國際類組織不斷產生。如1949年成立的歐洲委員會，1951年成立的國際移民組織，1952年成立的北歐理事會，等等。這些多邊機制和國際組織因冷戰時期東西方對立而分為兩大陣營。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一方面証明美國通過北約這一跨洋多邊機制控制了歐洲防務﹔另一方面也標志著大西洋兩岸資本主義世界各國在軍事上實現了戰略同盟。1954年9月，美國與英、法、澳、新、菲、巴等國締結《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形成了東南亞條約這一主要防范中國的多邊組織。針對西方陣營形成北約組織，1955年，蘇聯和東歐國家締結了《華沙條約》，中國一度成為“華約組織”觀察員。“華約組織”誕生是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的重要標志，也是東方陣營與西方陣營相抗衡的重要力量。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多邊外交活動，如 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會議發表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當時在世界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但由於受國際上多種因素制約，發展中國家這一多邊外交活動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相對有限。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世界格局發生動蕩、分化和改組，出現多極化發展苗頭。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告誕生。而后，非洲大陸出現了非洲統一組織，拉美大陸出現了拉丁美洲議會、安第斯共同體，東南亞國家聯盟宣告成立。西方陣營出現一定分化傾向，西歐不願充當美國的“小伙計”，建立並發展了歐洲共同體，聯合自強趨勢得到加強﹔蘇聯東歐集團雖然存在，但因蘇聯實行霸權主義，華約成員國之間出現矛盾和分歧，某些國家退出華約，從而極大地削弱了蘇聯在國際上的作用。而后，美國主導的東南亞防務條約組織逐漸解體。這一時期廣大發展中國家多邊外交表現活躍，針對兩大陣營對峙形成了非集團的、反帝反殖反霸的“不結盟運動”，以及代表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利益的“77國集團”。它們從政治上、經濟上均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國際舞台上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但其開展的多邊外交活動從總體上難以改變美、蘇爭霸總格局。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伴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多邊外交活動呈現新的特點。第一，受美、蘇對峙影響，聯合國作用受到較大限制，在許多領域難有切實作為，一度成為美國操縱的“表決機器”，其追求的和平與發展目標未能實現。與此同時，在東西方冷戰時緊時鬆的情況下，歐美地區幾十個國家參與的歐安會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擁有50多個成員國的伊斯蘭會議組織宣告成立。拉丁美洲成立的加勒比共同體和裡約集團、東加勒比國家組織、太平洋島國論壇以及跨洲多邊組織24國集團，亦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產生較大影響。80年代中后期，聯合國逐步擺脫冷戰困擾，在世界共同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上重新發揮重要作用。第二，“歐共體”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採取共同對策，在國際舞台上維護了自身權益。此外還有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中部非洲國家經濟共同體、印度洋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體與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也不同程度地成為制約兩個超級大國的重要力量。第三，廣大發展中國家依托“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24國集團”和伊斯蘭會議組織等多邊外交舞台，明確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為維護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權益而斗爭。第四，受美、蘇爭霸制約，多邊外交仍難以切實發揮國際間對話合作等“多邊”建設性功能，在許多國家對外政策中仍不佔主流。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兩極格局終結時期，世界開始出現一股對話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具有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背景的國家試圖通過對話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爭端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緩和背景下，各個國家和各種力量都在謀求自身發展以增強自己的實力，並尋求在國際舞台上找到最佳位置。蘇聯解體后，原蘇聯境內10多個國家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國家元首理事會、政府首腦理事會、跨國議會大會、外長理事會等一系列區域性多邊機制應運而生。70年代成立的歐安會此時進一步制度化、機制化、擴大化，並改組為歐安組織，其成員增加到50多個，下轄10多個多邊談判、磋商和對話機構。當年的歐共體發展為歐洲聯盟，其成員國數量一增再增。由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組成的西方七國集團吸收俄羅斯后，成為舉世矚目的八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不僅擴員到30多個，同時也把中、俄、印等70多個非成員國和地區作為合作對象。

世紀之交，全球范圍內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世界開始朝多極化方向發展。非洲統一組織改組為非洲聯盟，非洲領導人論壇同時形成並發揮重要作用。這一時期多邊外交日益活躍，其形式與內容更趨豐富和多樣化，表現為國際組織數量龐大，專業功能突出，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領域﹔多邊外交的量和質也獲得新的提升，表現為在調節國家利益、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方面日益發揮重要作用。這期間，伊斯蘭會議組織增加到近60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由初創時的12個擴大到20多個，影響逐年上升﹔東南亞國家聯盟由最初的5國擴大到10國﹔東南歐國家首腦會議召開並形成機制﹔東盟與中、日、韓（簡稱“10+3”）、東盟與中國（簡稱“10+1”）合作機制誕生﹔東亞經濟論壇、東亞—拉美合作論壇等名目繁多的多邊外交機制讓人目不暇接。1996年在曼谷誕生的亞歐會議，則成為推動亞歐合作，為亞歐跨洲合作提供政策指導並核准各項行動的最大的多邊外交平台，反映了全球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新趨勢以及地區新興集團力量的上升。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多邊外交運行體系依然呈現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恣意破壞規則、竭力保障自己在多邊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權益，不僅置現行國際規則和國際法於不顧，公然違反反導條約、實驗並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而且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有時還濫用聯合國名義對外用兵，甚至不經聯合國授權就任意攻擊主權國家。

進入新世紀，受反恐戰爭影響，美國實力相對受挫，國際力量對比漸呈“南升北降”態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西方在全球影響進一步遭到削弱，一些在冷戰時期曾經強大的西方組織呈現弱化態勢，如八國集團未能在全球經濟和安全保障方面發出強有力信號，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和話語權有所下降。新興國家整體實力上升，成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維護世界穩定的建設性力量。“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非洲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新興國家組織相繼召開多邊會議，傳遞加強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與經濟合作、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蘇和強勁、促進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等訴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積極參與的二十國集團、歐亞峰會不僅凸顯多邊外交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而且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及其他全球重大問題做出突出貢獻，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贏得更多影響力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