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理性”這個概念，大致可以做兩種理解。根據一種理解，“理性”是指“有辦法”﹔根據另一種理解，“理性”是指“講道理”。“有辦法”就是有途徑達到一個目標、有效率實現一個目標，而不管這個“目標”是什麼。因此，用原子能大容量發電與用原子能大規模殺人，都屬於“理性”的范疇。學者們把這種意義上的“理性”，稱為“工具理性”，並對“工具理性”在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化程度很高的西方社會——在給人類帶來無數便利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許多危險，而感到憂心忡忡。有些人對此感到絕望，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征是權威失落、價值危機，哪個目標是理性的，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達不成理性的結論，而能做出理性判斷的，只是為實現既定目標哪一種手段更加有效。但許多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局面，不願意走向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為此他們把“理性”不僅理解為“有辦法”，而且理解為“講道理”，雖然不再堅持某些特定標准一定具有跨文化超時代的普遍有效性，但認為應該認真對待在特定領域當中讓人心悅誠服的諸多“理由”，既不能蠻不講理，也不能強詞奪理。

因此，“理性維權”和“理性表達”的意思，可以有兩種理解。根據一種理解（顯然也是這兩個呼吁的本意），在維護權益時我們應該遵紀守法，通情達理，在表達意見時我們應該心平氣和，文明禮貌。但“理性維權”和“理性表達”也可以做另一種理解：假如我們把“理性”隻理解成“有辦法”而不是“講道理”的話，就有這樣一種可能：在合適的制度環境和輿論環境還相當缺失的情況下，蠻不講理者恰恰能得到更多利益，強詞奪理者恰恰能吸引更多眼球。在特定條件下，蠻不講理和強詞奪理恰恰是實現不講理目的的最理性手段，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有足夠警覺。

夢想和理性缺一不可

沒有“夢想”的“理性”是消極而乏味的，沒有“理性”的“夢想”是盲目而狂躁的。隻有懷抱青春夢想，才能“不懈怠”﹔隻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騰”﹔隻有把夢想和理性結合起來，才能“不動搖”。

剛剛我們分別講了青春夢想和理性平和的重要性。下面我想把這兩方面放在一起，講講它們之間的互補性。

在這方面，李大釗關於青年和老人不同的社會責任，很值得重視。李大釗贊頌青春、崇尚現今，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否定老人的獨特的社會責任。在李大釗看來，“青年貴能自立，尤貴能與老人協力﹔老人貴能自強，尤貴能與青年調和。”青年和老人各有特點、各有長處：“若為青年，則當鼓舞其活潑暢旺之氣力，為社會摧除其沉滯之質積﹔若為老人，則當運用其穩靜深沉之體驗，為社會整理其善良之秩序。”可以這樣說，當李大釗說“青年與老人之於社會，均為其構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間，尤宜竭盡其所長，相為助援，以助進社會之美利，文明之發展”的時候，他實際上是把青春激情和成熟理性看做是對中華民族重新煥發青春必不可少的兩種寶貴的精神資源。

在這方面，李大釗關於國人“尚情而不尚理”和“任力而不任法”的毛病的批評，尤其是梁漱溟關於中國文化既“幼稚”又“老衰”的問題的反省，值得專門提一下。梁漱溟像李大釗一樣，一再強調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並以中國有一個“好講理”傳統而感到自豪。但他並不因此而回避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反思。他說中國文化“時或顯露幼稚”，是指個人自主少，而可笑迷信多。他又說中國文化有老衰的問題，是指原本極富生趣的禮俗制度，因歷史太久，生趣漸薄，而逐漸喪失內在精神、變得頑固強硬。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時會看到的那些現象，或者是不懂得基本的行為規范，或者是不屑於堅守正面的價值理想，常常還是兩種毛病兼具一身，大概也可以列入這種“幼稚老衰綜合征”的范疇。

籠統地說，青春夢想和成熟理性對於中華騰飛缺一不可：沒有“夢想”的“理性”是消極而乏味的，沒有“理性”的“夢想”是盲目而狂躁的。具體地來說，在特定的時期，對特定的人群，哪個缺少，哪個就更加重要。黨中央提出的“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要求，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隻有懷抱青春夢想，才能“不懈怠”﹔隻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騰”﹔隻有把夢想和理性結合起來，才能“不動搖”，才能堅定不移地去追求科學理想，追求那些經過理性論証的理想目標。

（演講時間：2013年4月20日，本文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