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騰飛也需要理性平和

我們提倡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呼吁要“理性維權”和“理性表達”，前者更多地訴諸普通民眾，后者更多地訴諸知識精英，但它們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取決於我們對“理性”做什麼樣的理解。

在習近平等同志駐足細觀的李大釗 《獄中自述》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前輩的少年夢想、青春激情，而且也可以看到他們所開創的那個事業的文化追求和理性關懷。《獄中自述》的最后一段，是李大釗在寫完正文以后補寫的：“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中，李大釗和陳獨秀一樣都是大學教授，相比之下，陳獨秀比李大釗更精通傳統學問，而李大釗比陳獨秀更熟悉現代知識。在1920年至1925年間，李大釗先后在北大和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其他不少大學開設了許多課程，如“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以及不少講座，如“現代普選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學”等。李大釗最感興趣的，是史學。1923年4月5日，李大釗在復旦大學做講演，討論史學以及史學與哲學的關系。李大釗認為，文學教我們“發揚蹈厲”，哲學教我們“扼要達觀”，而史學除了也能發揮類似作用以外，主要功能是教我們“踏實審慎”。

李大釗對“踏實審慎”的強調，表現之一是他在講歷史的時候把重點放在現在和未來上，而不是放在過去之上。李大釗說：“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李大釗的這段話寫在他的一篇題為“今”的文章裡，在他看來，“將來”固然比過去更美妙，但離開了今天的努力，將來只是一個空想。

在時間的三個向度當中，“現在”介於“過去”和“未來”的中間，李大釗在解釋“中華”之為“中”的時候，不僅強調中華民族在空間上地處天下之中，而且強調中華青年要在時間上深切體會“時中之旨”：“曠觀世界之歷史，古往今來，變遷何極！吾人當於今歲之青春，畫為中點”，以今天為起點，超越過去，創造未來。

在李大釗的思想中，“中”不僅可以做時空上的理解，而且可以做義理上的理解。對這一點，魯迅在一封談論李大釗遺文集之發行的致友人信中，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佐証。在1933年6月寫給曹聚仁的信中，魯迅說，《守常文集》這本書，“我以為不如‘自由’印賣，好在這書是不會風行的，赤者嫌其頗白，白者怕其已赤，讀者蓋必寥寥，大約唯留心於文獻者，始有意於此耳，一版如能賣完，已屬如天之福也”。魯迅擔心，李大釗的立場，左派嫌其太右，而右派嫌其太左，兩邊都不會引李大釗為同道﹔在白熱化斗爭的時期，李大釗的書是不會引起太多人興趣的。從李大釗的光榮一生中我們已經知道，李大釗並不是一個回避矛盾、害怕斗爭的好好先生﹔被魯迅描繪為“有些儒雅，有些朴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的這位革命前輩，是像最勇敢的戰士一樣為正義事業不辭一死的。稱李大釗為自己“至熟至熟之友”的現代中國大思想家梁漱溟，曾經這樣形容李大釗的個性：“他是一個表面上非常溫和的人，同大家一接觸，人人都對他有好感，實際上骨子裡頭他也是很激烈的。”這個偉大生命不惜犧牲自己而為之激烈奮斗的，恰恰是一個友愛而講理的社會，一個不偏激不極端的國家。李大釗的思想或許可以這樣來表述：我們心目中的中國之所以叫“中國”，不僅是因為它地處中心（其實對任何人來說，自己國家可以說都是地處中心的），而且是因為，第一，它時重當下而棄往迎來﹔第二，它道守中庸而不走極端——中國，因此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中道之國”。

這樣一個“中道之國”，會讓人想起古人所說的與“霸道”相對立的“王道”。闡述“王道”最著名的孟子的一段話，李大釗多次提到。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從1914年寫的題為“政治對抗力之養成”的文章，到1923年寫的“平民主義”一文，李大釗都引用了孟子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並沒有接著引用“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一句，估計是他不想簡單地把“德”當做使人“心服”的根據。從他的上下文來看，李大釗認為使人“心服”的東西是“理”。這一點在李大釗討論民主或“平民主義”的時候尤其明顯。李大釗認為，“民主”固然與“多數人統治”密切相關，但那不是因為多數人的勢力大，可以壓制少數人，而是因為在公共生活中，一旦發生問題，“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為充分之討論、翔實之商榷，而求以共同之認可。”討論到了一定程度時，要通過表決或“取決”來檢驗討論的結果，看看哪種觀點讓更多人覺得有理。因此，李大釗說：“在商討之中，多數宜有容納少數之精神﹔在取決之后，少數宜有服從多數之義務。”這種意義上的“少數服從多數”，其含義並不是指少數人的勢力屈服於多數人的勢力，而是少數人按照他們先已同意的程序，認可了經過討論而闡述清楚的多數人的道理。這種認可，就是一種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這種意義上的“講理的社會”，也可以說是一個“理性的社會”，但“理性”這個詞歧義很多，需要做一番說明。我們這幾年一直提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這個觀點在十八大報告中也已經寫入。與此相呼應，主流媒體這些年來一直在呼吁要“理性維權”和“理性表達”，前者更多地訴諸普通民眾，后者更多地訴諸知識精英，但它們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取決於我們對“理性”做什麼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