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者人恆重之”——范曾訪談錄

記者：范先生，很高興有機會與你面對面談話。鑒於你在文化界的影響力，以及評論界對你的評價和爭議，我希望在提問中保持對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時，也保持我們的尖銳和鋒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麼可介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學問之道。我今年75歲，在這個年紀，早已“從心所欲不逾矩”。

記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場“科學與藝術”的對話，邀請楊振寧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報已有報道，無須我贅述。我舉行過很多次和一些高人達士的對話，比如，我曾經和楊振寧在新加坡有一次關於“美是什麼”的一個講座，我認為美術界不少人其實不懂美，更說不清楚到底什麼是美。比如，我還曾經同數學家陳省身同台，講“繪畫與數學之美”，同哲學家杜維明同台，談過“天與人”。我想我們需要多些對宇宙、自然、人生的認知，這是我們對於藝術與生命認知的力量之本。

記者：你在《警世鐘》一文中曾表達這樣一個意思：21世紀人類將會有一個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諧”。你是一名藝術家，為何將視野放大到這樣廣闊的領域，關注超乎美術之外的諸多話題？

范曾：要求六七十億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種制度、信仰和宗教，無異於痴人說夢。祈望平安快樂，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體物理學家開普勒所說，宇宙是六聲部的大交響。這大交響帶給人類的應是安謐和寧靜，這是對人類的無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庄子》這不言、不議、不說的宇宙，以它橫無際涯的廣大慈悲，帶給人類善意和恩澤。

記者：我理解，這是一種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的偉大境界。你想表達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時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復作用。

范曾：老子講過，“反者道之動”，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的文化復興也好，回歸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狀態下的一個必須的、基本的過程。老子曾經說過“靜為躁君”，意思是寧靜和諧是萬類的主宰，它足以使煩躁和不安降服。當浮躁統治人類的時候，會失去根本之性，心靈失去了主宰，所謂“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地球將會變成一團亂麻。

中國先哲崇尚自然，視之可見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見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還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恆居不變的根本道理。這道理布之彌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對人類有限的歷史和個體有限的生命，那是永遠無法窮極的藏得太隱秘的“理”之所在，這“理”給人類恩澤無限，永無盡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記者：《易干鑿度》記載，“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你取字為“十翼”，顯寓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創作和思考過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謂一家之言，就是獨特的見解、獨立的判斷、孤蹤獨往的堅守。古往今來，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宇宙和人的關系，可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從源頭開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馬克思曾稱古希臘是人類文明健康的童年，那麼我們也可以把中國的春秋戰國之交稱為中國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並不是講當時沒有戰伐、沒有殺戮，而是指人們的思想比較貼近自然。

記者：中國古代的種種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獻或后世詮注中都顯現出橫空出世的狀態。學者努力嘗試解讀雖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沒能作出理性的結構和架設。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邏輯，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體現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經跟惠施辯論一個命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講的是物質的分割性。20世紀70年代，楊振寧回國，毛澤東就問過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麼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嗎？楊振寧說，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無窮極的過程。這個朴素的想法在中國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過，但是他在那個時代被稱為“名家”，也就是邏輯家。遺憾的是，這個邏輯的思想沒有得到發展。比如說，數學是科學之母，數學的核心就是邏輯學。中國從漢代流傳下來的《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它都不能算作是數學，而是一個算數的術。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缺乏邏輯特質，這已經是不爭的憾事。

記者：藝術佔據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段。你筆下的人物與你有怎樣的關聯？似乎是你經歷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范曾：的確如此。我的藝術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那是因為我所畫的主題弘揚了中國不朽的歷史、文化。人們喜愛我的畫，那是因為其中有著炎黃子孫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歲，考上了南開大學歷史系。19歲時，中央美術學院成立美術史系，我寫了幾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給江豐院長。文章立論當然是疏漏膚淺的，但文筆可能不墜家風﹔中央美術學院很快地表示歡迎我去。美術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場，我轉到中國畫系。在這裡，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麼多的藝術大師：蔣兆和、李苦禪、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劉凌滄、黃均、俞致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書法：“七十二難”，鼓勵我勇猛精進。

記者：鄭欣淼曾經高度評價你的藝術創作，“詩魂書骨，大美不言”。你的繪畫作品都有著強烈的“尋根意識”，你如何看待中國美術傳統對於你的影響與觀照？

范曾：我認為，舉凡中國先哲深睿高華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詩家沉雄逸邁之篇章，皆為中國畫源頭活水。

我曾經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跟沈從文先生編繪中國歷代服飾資料。這是件十分浩繁艱巨的工作，今天想來，是對我的考驗和鍛煉。

閑暇時候，我整理我的藝術思路，發現這樣一條清晰的線索：從顧愷之—吳道子—李公麟—趙孟頫—陳洪綬—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國白描線條的發展史，對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嗎？從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濤，到乾隆年間的“揚州八怪”，他們言簡意賅的藝術語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嗎？是的，我有力量將線描勾勒和大潑墨結合起來，創造嶄新的、屬於自己的世界。

記者：在5月15日“科學與文學”對話中，你和楊振寧、莫言曾分別選擇一句話送給在場的學子。楊振寧選擇的是“自強不息”，莫言選擇的是“青春萬歲”，你選擇的是“誠外無物”。你怎麼理解這四個字？你可曾用這四個字指導你的創作和治學之道？ 

范曾：有一次在法國，我在大仲馬像前鞠躬，周圍幾個法國青年人嘲笑我，說看這個東方的老頭在干什麼！我說，你們知道他是誰嗎？這是你們法蘭西的驕傲，大仲馬的書你們讀過嗎？他們說，不知道，沒讀過。所以，現在青年的危機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西方同樣存在。正是這種危機意識迫使我說出這四個字。我認為，天賦和勤奮缺一不可，我擇選弟子，首先考慮誠實。“誠外無物”，這是我們目前社會最需要提倡的品質和修養。黨和國家對人民“誠”，人民一定會擁護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講誠修睦，大道之行,做到天下為公的話，那麼一切為非作歹、營私舞弊的人都會在這“天下為公”的潮流下淹沒。在國際關系上做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先賢非常好的教誨。其實我想我們的軟實力就是講這個民族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就是構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軟件，而這種軟件是亙古常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