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三個統一部署：即統一部署自上而下各級改革﹔統一部署黨委和政府的同步改革﹔統一部署全國各地聯動改革。避免比較普遍存在的下改上不改、政改黨不改、有改有不改的問題。做到三個結合;要與事業單位改革結合，與編制改革結合，與公務員工資福利制度改革相結合。
2008年啟動的大部制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6次行政體制改革，歷時5年過去，外界對改革成效評論不一。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專家預測新一輪大部制改革將緊鑼密鼓地開展。
那麼，第一輪大部制改革有何成效？積累了哪些經驗？存留了哪些問題？下一步改革方向在哪裡？為此，《決策》雜志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部馬慶鈺教授、中央黨校 周天勇教授。
沒“動真格”
《決策》：2008年第一輪大部制改革持續5年，外界認為只是曇花一現、成效見微，您怎麼看？
周天勇：2008年開始的大部制改革是中國第六次行政體制改革內容，大部制改革的啟動主要也是為了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如：一、政府機構、黨的機構越來越多，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審批和管制多，工作效率降低﹔二、部門機構之間存在職能交叉﹔三、職能交叉又生出“互相扯皮”現象，有權有錢的都要爭，無權無錢的互相推諉﹔四、有的部門機構是靠下級繳費養活，下級部門機構又通過收費罰款存活，機構盈利便會加大中小企業等主體的負擔﹔五、機構分散，中央轉移支付破碎。六、辦事效率低，腐敗的成分越來越多。
針對以上問題，2008年以來的機構改革沒有“動真格”。例如鐵道部的合並問題，本來要合的沒有合。總的來看，個人認為沒有大的成效，甚至比原來還嚴重了，2008年的不是太成功。
馬慶鈺：大部門制出現的背景和行政體制改革是緊密聯系的，尤其與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有關系。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政府的分工都非常細致，無所不管，基本屬於全能狀態，由此而生出許多的管理職能以及對應的管理部門。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以及改革的不斷深化，要求職能部門進行對應的調整。結合國內實際及國際經驗，大部制就成為改革的一個抓手或者說落腳點。
2008年以來的5年裡，從中央到地方，相應都做了一些改革探索，中央改動了7個部門。地方上也有一些動作，做得比較好的是廣東順德縣，其它很多地方做的一些嘗試，基本都是曇花一現，隻有順德堅持下來了。順德改革在全國范圍裡帶有標杆、典型意義，甚至可以說是一枝獨秀，是地方上僅存的大部門制改革成果。
《決策》：沒有阻力就不是改革，為什麼第一輪改革不夠成功不夠徹底？
馬慶鈺：大部制改革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帶有普遍性。順德能夠堅持下來是對這些問題解決得比較好，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像順德。
第一、黨政系統職能交叉問題長期沒有解決。黨政重合管理的方面不勝枚舉，這些重合管理的部分，從制定政策到執行，其中的協調請示、簽字畫押，過程很長，環節較多。中國歷次行政體制改革一直試圖“黨政分開”，直到現在不僅黨政分而不開，職能交叉的情況反而越來越嚴重。而順德在“黨政合一”這條路上進行了一些探索，相近和同類職能機構的合並共管，意識形態等虛化部門的由虛變實，實踐証明收到了較好成效。
第二、全方位改革不到位，政改黨不改，下改上不改，有改有不改。
大部門制改革是要求在政府行政體系當中進行，而目前黨政之間相互關聯度很高，或者直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時候隻讓政府改，而黨委部門卻按兵不動，改革自難推進。
還有就是下改上不改，下面響應中央號召積極執行改革部署，合並多廟為一座廟，結果是大部門倒是成了，但是因為上面並沒有相應改革，導致上下“廟門”之間不對口不通暢，甚至在有些特殊性資源配置過程中，實行了大部門制的下級政府反而受到損失，陷入困局，結果就會阻礙改革。
再有就是有改有不改，畢竟改革會打破原有利益平衡，會有風險。有的地方因此往往會前后觀望，徘徊不前。而那些執行中央部署，積極推進的地方就會面臨來自內外上下的多重壓力，結果是各地政府之間因為相互攀比，這也成為改革阻力。
所以在改革過程當中，為了真正減少職能交叉，降低部門編制、人員編制數量，減少行政成本，就要聯動起來改，不光政府改，黨內系統也要改，不光下邊改，上邊也要改。不光有的地方改，全國都應當統一部署改。
第三，官本位制度的障礙——官本位是我國的傳統文化，迄今為止官位仍然是福利工資以及其它資源配置的一個標准。大部門制改革必然減少相應的官位，合並之后官職升遷的機會自然減少。而與之挂鉤的是工資福利待遇問題，按照傳統方法，當不上這個官就沒有對應的福利及工資待遇，利益以及權力分配引發官員抵觸心理。
需要對官本位衡量和分配待遇福利的制度進行配套改革，這樣會減少阻力。可以實現級別工資與級別待遇，以工作年資以及平常管理、服務表現累積官員享受待遇的條件，形成工資待遇級別，隻要達到既定的要求，就能升級，就能獲得與官員相比的獲同等工資福利待遇，而公車配置和辦公條件也要有嚴格和合理規定，不然就會影響相關者的心理以至滋生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