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國古代歷史，言論不自由，信息不暢通，民間以民歌、民謠、童謠作為一種特殊的公眾輿論，其中涉及政治、人事的謠言則具有褒貶的寓意。例如宋代著名清官包拯，為人正直，不徇私情，深受百姓愛戴，有民謠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是說想打官司走不起后門，就去找和閻王爺一樣不收禮的包拯。相反，明代嚴嵩因善於諂媚皇帝而當政，操縱國事，吞沒軍餉，排除異己，誣陷並殺害了許多人。朝廷大臣或趨炎附勢，或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責備他的民謠則傳布京城：“可笑嚴介溪(嚴嵩號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這裡的贊揚或諷刺，都反映了民意。正因如此，古代開明的政治家特別重視民謠的社會作用，在漢代出現過以謠言考核官員，令三公謠言奏事的史實。以民謠所反映的民意來調整政策和升降官吏，民謠由此發揮了它的社會輿論功能和政治監督作用。

也正因如此，某些人別有用心，惡意地憑空捏造消息，迷惑群眾，目的是操縱民意，制造輿論以實現他的某種企圖。即所謂造謠誹謗、造謠中傷、造謠生事，其中帶有政治傾向的謠言，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大多數統治者非常重視此類謠言，關注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作出積極的政治回應或政策調整，在一定社會背景下，也會對此類謠言加以疏導、利用或限制、打擊，以維護他們的統治權威和政治秩序。但是採取的方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立法以扼制謠言，是歷代統治者首選的方針

首先是對制造和散布謠言的人用嚴酷的刑罰予以打擊。古代的統治者害怕謠言，千方百計要制止謠言，嚴刑峻法，濫施刑罰，是大有人在的。西周傳到周厲王，施行暴政，遭到國人的毀謗，厲王採取嚴厲的控制言論的措施，利用巫師監聽，假托神靈有謗必知，“以告，則殺之”。這導致社會人心惶惶，人們路上相遇，不敢說話，隻能以目光表示問候。最終不堪忍受的國人趕跑了周厲王，后來他死在叫做彘的地方。其后周宣王、周幽王已失去周文王、周武王的遺風，造成平王東遷，結束了西周。

古代大多數謠言和現代的謠言一樣，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追根溯源。秦始皇統一天下后，相當警惕輿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離心離德傾向，對謠言、誹謗實施嚴刑峻法。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設立誹謗妖言罪。之后二年，有顆隕星墜落在東郡，落地后變為石塊，老百姓有人在那塊石頭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始皇聽說了，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問，沒有人認罪，於是把居住在那塊石頭周圍的人全部抓來殺了，焚毀了那塊隕石。下一年秦始皇在出巡時死於沙丘宮，四年后秦朝滅亡了。

其次是公正適度運用法治。漢王朝建立后，社會逐漸穩定，漢文帝即位后，對朝政大加整頓，下詔讓群臣直言規勸過失，又恐怕群臣不敢直言，下詔廢除誹謗妖言罪。文帝在詔書中，還特意針對老百姓指出：有的百姓祝告鬼神詛咒在上位的人，官吏就認為是危害君父的“大逆”罪;他們如果說了什麼，官吏又以為是誹謗。其實這是小民的愚昧，由於無知而觸犯死罪，我很不贊成，從今以后，“有犯此者勿聽治”。

明代政治家張居正是主張立法貴寬、行法貴斷的，他評論說：誹謗和妖言的禁令，秦始皇實行了，從而立即出現滅亡;漢文帝下令解除了它，成為一代賢君。逐一地看從前歷代，沒有不是這樣的。可見國家興亡治亂的先兆，在於言路的通暢與阻塞之間罷了。

再次是合理量刑。南北朝時北魏有一個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妖言惑眾，應當是死罪。但是他隻有九歲，而且是別人指使他說的。是殺是赦?在司法官員中展開了辯論。依照“與殺無辜，寧失有罪”的精神，該赦。根據《法例律》的規定，赦免八歲以下兒童的死罪需要向上請示，按照《禮記》的說法，七歲以下的孩子有罪才可以不加刑，可是劉景暉已經九歲了。結果太后下令，終於赦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