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習近平“一·五”講話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在當前懷疑、反對改革開放或懷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總是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加以割裂和對立，不是拿前者否定后者就是拿后者否定前者的情況下，突出強調這個問題也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后開創的，但它不是在新中國剛成立時的那個百孔千瘡的爛攤子上開創的，而是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並已進行了2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如果1978年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或者1978年以后不把改革開放堅持下去，新中國的歷史將難以為繼。但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國，新中國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不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沒有形成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沒有培養出大批從事經濟、科技、文教事業的人才，改革開放也是無從談起的。這些已經為新中國的歷史所証明。而且，改革開放如果不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改旗易幟，誤入資本主義歧途，其結果也必然是亡黨亡國。這一點已為蘇東劇變的歷史所証明。

正確認識我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必須分清那段歷史的主流和支流。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雖然有曲折，但它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是主要的。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說：改革開放前的30年，“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那段歷史“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8﹞(p10)比如，在那段歷史時期提出了一系列正確觀點和方針，有些當年雖然沒有得到很好貫徹，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卻發揮了並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那段歷史與改革開放后相比，雖然在經濟發展的成果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沒有那麼顯著，但這絕不表明那個時期的成就不偉大、不重要。如同蓋樓一樣，打地基時不容易讓人看出成績，但樓房蓋得快蓋得高，反過來說明地基打得牢。

正確認識我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還必須對那段歷史中的曲折進行具體分析。首先，要把具有全局性的失誤與個別的、局部的失誤加以區別。對於“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但對於“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三線”建設、“四清”運動等，則不能因為其中有缺點有錯誤就全盤否定。其次，要把失誤與發生失誤的時期加以區別。“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時間，不能把黨和人民在那十年所做的工作連同“文化大革命”一起否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立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3﹞再次，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誤與難以避免的失誤加以區別。由於個人專斷造成的失誤當然是可以避免的，但由於客觀條件不足或缺少經驗而造成的失誤則是難以避免的。例如，改革開放前農村面貌變化不大，其中有政策失誤的原因，但基本原因還在於我國是一個農業國，又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搞工業化建設缺少資金和商品糧，不得不從農業上打主意，保持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和實行糧食、棉花等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再次，要把造成失誤的動機和結果加以區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無疑造成了災難性后果，但他的本意是為了給中國找到一條發展速度更快的道路，防止黨脫離群眾、國家改變顏色。另外，也不能把錯誤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鄧小平說過：“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5﹞(pp139∼140)“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14﹞

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要看到它們之間深刻的歷史性變化。例如，改革開放后與此前相比較，在指導思想上，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而變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等等。在經濟體制上，由單一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由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在政治體制上，由一度權力過分集中、黨對政府事務包攬過多，變為黨政職能適當分開，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由某些方面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民主權利缺乏保障，變為高度重視民主與法制建設，初步建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由領導職務事實上的終身制，變為實行退休制、問責制、引咎辭職制、離任審計制﹔由干部選拔任用由少數人決定，變為票決制、差額選舉制﹔由政務不透明，變為實行政務公開、決策聽証，等等。在文化政策上，由一度歧視知識分子、過多干預文藝創作，變為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把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主張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等等。在社會生活上，由經濟成分、利益關系、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分配方式的相對單一，變為日益多樣化﹔由人的思想活動相對統一，變為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不斷增強﹔由人口基本不流動、一切由單位管理，變為人口大規模流動，實行基層群眾自治管理，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等等。所有這些，都使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有著明顯的差別。看不到它們的差別，不可能看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特”在哪裡﹔而看不到它們的共性，也不可能弄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它們的差別把改革開放前后劃分為了兩個歷史時期，而它們的共性又把兩個歷史時期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差別與共性相比較，共性的一面更帶有本質性。例如，改革開放后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但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仍然認為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因而，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建設上雖然允許和鼓勵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允許和鼓勵資本參與分配，但始終堅持包括全民所有制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始終明確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和支柱﹔雖然確定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始終明確這種作用的發揮要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要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要使國家計劃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但始終注重防范國際經濟風險，堅持自主創新的道路。在政治建設上，雖然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統一﹔雖然不斷完善國家的各項政治制度，但始終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各項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動搖﹔雖然不斷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但始終著眼於黨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在文化建設上，雖然提出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雖然提出並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但始終強調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經濟效益要與社會效益相統一。在社會建設上，雖然推動基層群眾自治管理，發展社會組織，但始終強調黨在群眾自治管理中的領導作用，積極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社會管理體制，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防范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所有這些，都使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處於同一種社會形態，使它們共同成為中國現代史或中國當代史內在統一的組成部分。

大量事實說明，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往往與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密切相關。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就是一個與如何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關度極高的問題。大量事實還說明，對國家史的認識和解釋，歷來是意識形態領域各個階級、各種政治力量較量的重要戰場。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總是高度重視對國家史的解釋，並把它視作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個政權的階級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對歷史的解釋，總要用它說明原有統治的不合理性。這是一個具有普遍規律的社會現象。前人早就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總愛拿歷史尤其是當代史做文章，肆意歪曲、誣蔑中國革命史和新中國歷史，攻擊、丑化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同時竭力為被打倒的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翻案，為大地主、大漢奸涂脂抹粉、歌功頌德。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用篡改歷史的手法，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蘇共下台、蘇聯解體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戈爾巴喬夫為推行他的“新思維”，在蘇聯掀起一場從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寧、十月革命和蘇聯歷史，再到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逐步升級的運動，導致人民群眾的嚴重思想混亂和信任危機、信仰危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要記取他們的前車之鑒，絕不能上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當，不能因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有錯誤有曲折就輕率否定它，相反，要理直氣壯地把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作為一個光輝整體加以宣傳，把正確認識和解釋國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工作中，融入到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這是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需要，也是從根本上維護改革開放后歷史的需要，是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叫做“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8﹞(p11)。然而有人卻望文生義，認為這裡說的“封閉僵化的老路”，指的是改革開放前走過的路。如果這樣理解，不僅與黨中央對那段歷史的一貫評價不一致，也與十八大報告對那段歷史的評價相矛盾。隻要尊重事實就會看得很清楚，這裡說的“老路”，指的是改革開放前在所有制問題上求公求純、在經濟計劃問題上越統越死的錯誤，特別是指“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市場調節、個體經濟統統批成資本主義，把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統統批成洋奴哲學的錯誤。另外應當看到，改革開放前的大部分時間裡，所謂“封閉”主要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被封閉，先是被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封閉”，后是被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封閉”。而且，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千方百計尋找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各國進行貿易的機會。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還不失時機地抓住尼克鬆訪華推動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改善關系的機會，決定用43億美元從歐洲、日本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可見，把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籠統說成是“封閉僵化”的歷史，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有違十八大報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