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與事件
﹝意﹞聖地亞戈·扎巴拉
自著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對哲學的貢獻》於1989年出版以來,西方哲學界對事件的形而上學都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哲學家們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方向討論了事件的本體論性質,比如法國哲學家德裡達的解構性、美國哲學家戴維森的分析性或者法國哲學家巴迪烏的數學性等。但對事件的最新哲學關注,不僅限於對意外事件(如9·11事件)、希望(如奧巴馬的連任)和曝光(如維基解密)的討論,更是在於擔心人的存在本身遭受動搖。這些事件所帶來的動搖,通常被解釋為一種形而上學知識體系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又被看作是服從於現存的結構安排,也就是事件得以產生的現實條件。根據這種解釋,一旦事件成為一個問題,這並非由於事件的本體論地位受到威脅,而是因為事件本身具有的或許可能帶來改變的潛力動搖了現存的條件。因此,促使戴維森或巴迪烏這樣的杰出哲學家把事件討論限於他們的語言哲學或數學哲學之中,其根源就在於,他們擔心受到事件的不可預見性的動搖或瓦解。與此相反,詮釋學的本體論則被看作是能夠為事件帶來未來解釋的一種思想。這種本體論來自於海德格爾的存在學說,但根植於西方哲學中的詮釋學傳統。當代重要的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是對這種本體論的最主要說明者,他的后繼者如著名意大利哲學家瓦蒂莫等人更是把這種本體論當作解釋事件的存在意義和存在本身的未來性的基本原則。這裡的“事件的存在意義”,是指如何解釋事件的呈現反映了我們對存在本身的擔憂﹔而“存在本身的未來性”,則是指事件的呈現對存在意義解釋的開放性。
詮釋學的本體論是針對傳統的科學形而上學的反叛,是對力圖維護現有制度的保守性解釋的放棄。雖然近代哲學革命帶來的是從古典思維方式的思想解放運動,但這種哲學傳統仍然堅守維護科學的客觀性信條,並力圖把一切事件的呈現還原地解釋為啟蒙運動以降的理性原則失效的結果。這種傳統在當代哲學中最為明顯的代表是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的解釋活動,在他看來,哲學應當是採用科學的方法把我們的概念加以清晰地論証,由此最終應當放棄自我(包括自由意志)的概念。然而,這種觀念在當代歐洲大陸哲學家那裡卻被看作是一種科學沙文主義的妄想。在海德格爾和德裡達看來,如果存在本身總是可以完全擺脫哲學的預期安排,那麼,這種擺脫的自由並非意味知識無法獲得存在,而是意味一種轉變知識的機遇。但隻有當哲學成為一種有變化能力的思想時,這種轉變才會發生,也就是可以歡迎事件的不可預見性。詮釋學始終是一種具有變化能力的思想,它的任務就是要不斷質疑知識,而不是追求知識。
歷史地說,詮釋學的傳統提供了一個關於解釋的思想方式,而不是關於理解的方式。在詮釋學哲學家們看來,理解與解釋的區別十分明顯:前者需要一種主導性的規則,而后者則是借助於各種不同的規則。德國哲學家舒曼認為,解釋中的無政府狀態並非意味規則的不存在,而只是說規則並非唯一。詮釋學的具有變化能力的思想,化解了希望得到全部說明的理想,這尋求的是用關於我們存在的解釋性行為代替對事實的維護。這樣,“此在”(Dasein,即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當下存在”)對解釋的尋求就不是為了理性的目的,而是出於存在的需要。在這種意義上,如果無法成為自主的解釋者,那麼人的存在就僅僅是生產和消費系統中的統計學數字,而不是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當代詮釋學的作用就是在破除現存的思想制度的同時,為人類的存在提供一種可以面對各種事件的不可預見性的解釋方式。對此,瓦蒂莫說,詮釋學“承諾要守衛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生命的延續需要對存在的事件保持開放。存在的歷史、解釋的歷史和世界觀的歷史、開放的歷史或范型的歷史,是一回事情。”
根據這種詮釋學的解釋,真理並非可靠的權威,而應當是在歷史中的、開放的事件﹔真理只是在沖突和自身設立的開放空間中才能確立自身。相反,科學並非真理的發生,而是對已經開放了的真理領域的培育。因此,事件的呈現恰恰是對一切以科學為目標的哲學的威脅,對詮釋學本體論來說,事件卻代表著變化的機遇,也就是進一步解釋的可能性。在這種意義上,對當代歐洲大陸哲學家來說,哲學面臨的最新問題不是受到事件的動搖,而是對受到這種動搖的擔心。這種擔心使得形而上學家們制造了一個逃離差異、他者以及民主實踐的避難所。馬克思所言的哲學改變世界的任務,被當代哲學家們解讀為首先需要思想的改變,而正是這種改變,帶來了能夠產生事件的存在性知識。詮釋學的本體論被看作對關於存在的事件保留了開放和寬鬆的態度,使其擺脫了無法超越自身而奠基的避難所,並能夠理解為對未來開放的關於存在本身的解釋性活動。
(聖地亞戈·扎巴拉 著名意大利哲學家,目前擔任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詮釋學、存在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代表著作有:《分析哲學的詮釋學性質》(2004)、《存在的遺產》(2009)、《詮釋學的共產主義:從海德格爾到馬克思》(2011)等,並主編《虛無主義與解放》(2004)、《宗教的未來》(2005)、《詮釋學的后果》(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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