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政治舉措

重視疫情信息的上報與處理;除赴以時，以避炎瘴;下詔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績，獎懲官吏

宋代政府在疫病防治體系中發揮了救災責任主體的作用，採取了醫學、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加以積極應對。從960年至1279年，宋政府頒布了190條應對疫病的詔令。主要政治舉措有以下幾個方面：

重視疫情信息的上報與處理。政府是否決定對疫病採取應對措施，關鍵在於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時和准確。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的收集、上報、接收、處理、傳播和使用。對於政府來說，隻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採取積極的措施，並控制謠言、迷信等對社會穩定造成的影響。如皇祐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國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卻很少。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覺，春正月丁亥宋仁宗發布詔令，“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詢問政令傳達和執行的情況，並規定凡是有關州縣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閤門司、通進司、銀台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等，不得阻留，直達於上。冬十月丁亥，宋仁宗又下詔令轉運使、提點刑獄、親民官條陳救恤之術。宋政府通過規范這些機構的職責，保証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順利暢達。

除赴以時，以避炎瘴。宋代政府已經認識到時令與疾病之間的關系，要求上任官員嚴格按照時令來確定上任時間。如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癸酉，宋真宗“詔嶺南官除赴以時，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詔黎州、雅州、維州、貿州等瘴氣流行嚴重地區的官員，按“二年一代”來加以換任。此后，“二年一代”逐漸成為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時期地方官吏、軍隊駐防和駐泊醫官換任的較普遍的時間。慶歷六年(1046年)，宋仁宗下詔：“騎軍以盛夏出戍，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發。”即軍隊行軍避開盛夏炎熱多雨的時節，以每年天氣較為涼爽的八月至二月出戍，以減少軍中疫病的發生，此后遂成為一項定制。

下詔罪己，封神祭祀。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實行“天人合一”的統治方式。在疫病發生時，皇帝通常要發布“罪己詔”，進行反省，內容包括減膳、易服、避殿、決囚、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號等。宋代多位皇帝，“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如淳化四年(993年)，河南發生水災，疫病流行，宋太宗“憂勞太切，勤儉過中，乃至進菲薄之膳羞，御補浣之服飾”，進行深刻的反省，隨即“發廩減儲，以饘濟眾，損民抑理，以粟爵人”，實行賑濟。明道二年(1033年)，全國大部分地區發生干旱、蝗災和飢餓，接著疫病流行，尤以陝西路關中地區較為突出。六月戊子，宋仁宗下詔，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並告於天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闕政。但旱災和疫病仍未消退，十二月丁巳，宋仁宗再次發布《災傷改景祐元年御札》，試圖通過改元來控制災害和疫病流行造成的影響。

考核政績，獎懲官吏。宋政府對參與疫病救治的官員，按其救活人數予以升遷和獎懲。如慶歷六年(1046年)，黃河在河北路商胡決口，引發飢餓和疫病同時流行，賈昌朝置病坊救治，全活者九十余萬，宋政府提升他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紹興四年(1134年)，福建路龍溪縣(治今福建龍溪)發生旱疫，龍溪主簿卓先多方救治，全活甚多，被宋政府擢升為建寧軍節度推官。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辛亥，張子蓋救援海州(治今江蘇連雲港)，戰士大疫。王克明(1068—1135年)時在軍中，醫活者幾萬人。經張子蓋奏聞，宋政府授予王克明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