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外交部前司長張宏喜先生在《環球時報》上撰文，提出“中國需要基辛格式‘外交明星’”。這是一名內行對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殷切期盼，筆者很贊同。但該文認為，由於外交的特殊，再像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選調一批“將軍大使”、“省長大使”、“教授大使”來充實外交隊伍，提升外交工作水平，是認識的“誤區”。筆者對此有些不同看法，認為從其他部門適當遴選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員出任駐外大使，是當前應該考慮的一項改革措施。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外交往處於被封鎖狀態，外交工作舉步維艱。中央選調一批兵團級軍事干部出任駐外大使，如黃鎮、耿飚、韓念龍、王幼平、姬鵬飛等。這些身經百戰、久經沙場的將軍們雖然是外交“新兵”，但他們有橫刀立馬的魄力、統領全局的能力和處變不驚的定力，在復雜多變的外交斗爭中神定氣閑，揮洒自如，充分展現了新中國外交的嶄新風格。他們的一些經典事跡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上世紀70年代初，新華社駐波恩記者王殊不唯書，不唯上，不人雲亦雲，在“蘇聯戰略究竟是向西，還是向東”以及“戰后在西德佔主導地位的是和平主義，還是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兩個重要問題上力排眾議，提出獨到見解，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毛主席和周總理專門接見王殊，興致勃勃地縱論天下大勢三個多小時。王殊在駐波恩記者崗位上被任命為中德建交談判的中方全權代表。隨后又以臨時代辦的身份籌建中國大使館。2年后，出任中國駐聯邦德國第二任大使。任滿回國后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這是一段“記者當大使”的佳話。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有關方面也曾從各地選拔過一批干部到使館熟悉外交業務，后陸續派往各使館正式任職。這表明，從其他部門選拔優秀人才充實外交隊伍的選擇從未被放棄，今后應該繼續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