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基辛格在1969年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職前，也不是職業外交官，而是哈佛大學的一名教授，在那裡整整教了18年的書。他厚積薄發，“出山”不到 3年即協助尼克鬆總統實現了改變世界格局的美中破冰之旅。世界上不少國家都有任用位高望重人士出任重要國家大使職位的例子。如以色列現任駐華大使馬騰來華前是國土防衛部長。總理內塔尼亞胡說，任命部長擔任駐華大使有重要意義，有助於兩國經貿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外長利伯曼說，中國是重要國家，應由政府高官任大使。馬騰還曾擔任過科技、文化和體育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務，是以色列派出的第二位部長級駐華大使。
　　美國總統任命駐外大使時，亦不拘泥於“職業外交官”或“對等級別”這些規格，而更願意起用自己信任的政商界資深人士，以利於直接掌控對重要大國的外交政策。按外交對等的原則，美國駐華大使應為副部長級官員，而商務部長駱家輝原來是內閣部長，“降格”為大使似乎是“低就”了。但駱家輝本人並沒有這樣的抱怨，愛說三道四的媒體也沒有這樣的議論，說明美國朝野都不認為這樣做是“屈尊”，因為這種“超規格”的大使實際上是“總統的人”，可以直接給總統打電話。當前，美國的經濟正處於危機復危機的困難局面，美中在經濟方面的合作深度將直接影響兩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前景。奧巴馬總統欽點商務部長出任駐華大使，顯然對發揮其經濟專長寄予厚望。在國家利益面前，外交規格是可以靈活變通的。
　　適當任命一些“非職業外交官”出任大使有利於根據某一時期雙邊關系中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派出得力人選。比如1977年中美建交談判的關鍵階段，卡特總統任命曾任美國汽車工人聯合工會主席的伍德科克出任駐華聯絡處主任，就是借重他既精於談判，又熟悉中國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這兩個特長。又比如海軍上將普呂厄退役后，於1999年出任駐華大使。在他擔任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期間，中美兩軍曾因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而劍拔弩張，他自然比別人更清楚建立兩軍危機管理機制的迫切性。派他出使中國，推動美中雙邊軍事交流可謂是“事得其人，才盡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