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古”與“時”的關系，即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聯系，這一命題始終受到歷代史家的關注，成為歷史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稱，致力於為古史訂誤補闕，歷史考據學蔚然成風。由此導致相關研究中的一種誤解，認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時”，有人據此批評他們埋頭於故紙堆中，完全脫離現實需要，為考據而考據。筆者認為，不能因為這一時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傾向，就斷言他們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徑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於“知時”，也未必就一定導致歷史觀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實的深厚的古學功底，反而使他們發現了古史中的諸多問題，從而對“博古”與“知時”的辯証關系形成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好古而不薄今

清代乾嘉時期，治史注重考據的風氣達到極盛。他們詮解蒙滯，審核舛駁，對先秦以來的史學遺產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總結。而在博綜史事、探本溯源的過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約而同地體現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辯証意識。

錢大昕作為乾嘉時期歷史考據學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專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復考訂。他提出：“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採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群書。”（《潛研堂文集》卷十八《續通志列傳總序》）他強調博古考據的重要，但同時也明確表明，稽古只是訂補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絕非目的。他對於名物、職官、輿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會通和歷代的因革損益，明確反對“重古輕今”的學術傾向。針對清人所見的金石資料遠勝古人的情況，他更是慨嘆說：“誰謂今人不如古哉！”（《潛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為乾嘉史家翹楚的王鳴盛也強調：“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學諸書》）他非常注重“古”、“今”歷史的相互聯系，尖銳地批評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積癖學者的痼疾。

洪亮吉也大力抨擊當時社會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認為“風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遠過於古者”（《卷施閣文甲集》補遺《再與袁簡齋書》）。他強調古今有短長，時代有差異，不必事事師古，展示了在“博古”與“知時”上的理性認識。

作為清代浙東史學巨擘的章學誠，對“博古”與“知時”關系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他不僅注意到了“古”、“今”的時代差異，反對世人不關心現實社會，因“好古”而“賤今”，而且還非常注意“古”、“今”的相因之義。他明確指出：“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文史通義》內篇三《史釋》）歷史與現實是相互聯系的，歷代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處，后人之所以要重視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從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中領會其精神實質，從而更好地解決當代所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