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古而不泥古

從學術方法上講，“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証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傅斯年的這一概括很好地把握了乾嘉學派的學術特色。正是這種實証與懷疑的精神，使得乾嘉學者對古史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從而在古今關系上呈現出“師古而不泥古”的歷史自覺。

王鳴盛以“好古”著稱，但卻並不“泥古”。他認為：“古可好，不可泥也……聖人亦不能背時而復古。”（《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學諸書》）他總結歷代學術發展的規律，主張“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十七史商榷》卷七○《新紀太簡》）。告誡后人，研究歷史應該懂得文體隨時而變的道理，如果盲從古人，必然不能適應當代社會。他還以史家撰寫歷史為例，強調“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為定”（《十七史商榷》卷九九《正史編年二體》）。倘若后代史家紀事一味模仿古代史家筆法，那麼人們將看不出“古”、“今”歷史的時代差異，更看不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特征。

錢大昕針對某些人不通“古”、“今”歷史，僅僅用大一統觀點評價東周時期歷史的做法提出異議。他說：“后儒去古日遠，不考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潛研堂文集》卷七《答問四》）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發展，混淆“古”、“今”社會的不同特征，在歷史與現實關系問題上就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他還將這種對“古”、“今”關系的認識自覺地應用於對歷史的評價之中，在“古”、“今”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了可貴的理論認識。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禮法制度，人們對待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應該根據當時的形勢採取措施，而不能因為“好古”而照搬前人的做法。如果不考慮具體時代，把“古”、“今”制度簡單地相互比附，隻能陷入非歷史主義的泥潭，導致理論認識上的錯誤。

章學誠在考察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對“古”、“今”時代差異也得出了深刻的理論認識。他認為后世必然勝過前代，反對世人盲目崇古和是古非今的做法，強調“古今時異，周孔復生，亦必不盡強今以服古也……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堯舜不能復行於后世”（《章學誠遺書》卷七《述學駁文》）。他主張根據客觀形勢制定政策，反對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照搬到當今社會，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時異勢殊，師古者但師其義，遠勝於泥古而被其毒。這種主張無疑是著眼於現實時代，貫穿著發展進化的社會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