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時而達變

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不同，語言文體、社會風尚乃至各項制度等都會根據時代需要相應地發生變化。乾嘉史家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了自己的見解，形成了“因時制宜”的知時達變的歷史觀念。

王鳴盛在考証歷代制度的過程中，注意到了“古”、“今”歷史的發展變化對社會各項制度的影響，並對此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形成了“因時制宜”的理論認識。他評價史學的發展，認為“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但當臨時制宜”（《十七史商榷》卷五○《合傳不拘忠奸》）。這是要求史家視具體情況的發展變化記載歷史事實，以便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錢大昕亦有明確的“遵時王之制”的思想。他評論戰國時期荀卿“法后王”的主張，認為荀卿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於三皇，故特稱后王以針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后儒好為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后代，徒為世主輕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說為無弊矣”（《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八《法后王》）。他本著“好古”的宗旨提出荀卿未必不主張效法三代，雖值得商榷，而從“知時”的原則出發，批評后世主張復古的種種謬論，指出“古”、“今”歷史存在差異，不能背時而復古，則是非常正確的認識。

汪輝祖任幕僚和地方官多年，從審時度勢的原則考察“古”、“今”吏治的好壞。他說：“有才有識，可善治矣。然才貴練達，識貴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異勢者，尤須相時因地，籌其所宜。”（《學治續說·宜因時地為治》）他強調根據不同的現實情況確定施政方針，具有明確的“因時制宜”思想。

洪亮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肯定了秦始皇廢封建而置郡縣的功績，認為這是“因時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語也”（《歷朝史案》卷六《秦始皇帝》）。批評居今之世而泥古之道的錯誤做法，主張根據所處的時代評價歷史。

章學誠強調史學要切合人事以經世，極力反對“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文史通義》內篇三《史釋》）的學風。他認為“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文史通義》內篇五《婦學》），批評某些史家不關注時代和現實需要，昧今博古，又好古而不知所擇的錯誤。

綜上可知，清代乾嘉史家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認識是相當明確的。他們在治史的過程中，注意到“古”、“今”的相因相革之意，主張因時因勢考察歷代典制和事件，強調重視當代的典章制度，立足於現實評價歷史，而不是一味“博古”、“好古”。他們這種關心當代社會和注重現實的思想，表現為一種進步的社會歷史發展史觀，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具有重要價值的內容。

（作者單位：廊坊師范學院、北京師范大學 本文系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