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國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一要義是以正治國。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門邪道﹔而治兵要“奇”，則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用領兵打仗的“詭道”來治國是不行的，而用治國的“正道”來領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師荀子最反對的也是治國不正，權術橫行。他說：“人君者，隆禮遵賢而王，重法愛民則霸，好色多詐則危，權謀傾覆幽暗則亡。”在他看來，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最糟糕的一種治國方案。因為，權術一旦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具體來說，以正治國，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暢通，國家這一組織系統就會健康運作，自動調節，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干預。

　　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於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韓昭侯時期，申不害曾在韓國主政。他打破血緣宗親的束縛，重用賢才，銳意改革，把弱小的韓國帶進了“戰國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個哥哥，想借助兄弟的關系在韓國謀個一官半職。於是，申不害便去向韓昭侯求情。可是，韓昭侯卻拒絕了申不害的請求：“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本來就是你主張的。而現在，你又來為自己的哥哥跑關系，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后來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新法。當時，七國爭雄，秦國之所以能夠吞並八荒一統天下，正是因為商鞅為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雖然歷史上褒貶不一，但卻是“正”的：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於民。據記載，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法令已詳細制訂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難以相信，就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杆，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蹊蹺，沒人動手去搬。商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拿著木杆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命人賞賜給他五十金。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果然得到了民眾的信任。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鑒》中對商鞅大加贊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