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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改革紅利釋放的五個關系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2013年03月12日09:45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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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轉型與改革

第三,要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為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這個目標的提出,社會各方面予以普遍關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2020年的收入倍增不是貧富差距擴大基礎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這就需要中等收入群體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

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對未來10年中國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重大:意味著巨大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從而支撐年均7%—8%的中速增長;意味著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從而奠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意味著貧富差距的逐步縮小,從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作為一個轉型與改革的大國,實現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主要取決於未來3—5年轉型與改革的進程:人口城鎮化的轉型與發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會生態及其制度安排。

實現這一目標是個大戰略,意味著消費主體的形成與穩定,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初步形成。這就需要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盡快扭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需要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為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

市場導向的轉型與改革

第四,要加快市場導向的轉型與改革。改革開放初期,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形成、企業尚未成為市場主體的情況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形成了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后,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與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應及時轉向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經濟建設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國際經驗表明,曾經通過政府主導實現經濟起飛的國家或地區,在經濟起飛后政府轉型進程卻有明顯差異:主動轉變並且轉變比較快的,經濟持續增長,進入高收入國家;轉變得慢的,經濟增長受到明顯的影響,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我國的情況看,有效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是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目前我國市場化潛在的紅利遠未釋放出來,市場領域的改革還遠未完成。未來5-10年市場化改革,關鍵在於盡快打破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把政府作用建立在市場的有效作用基礎上。在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中理順市場價格關系,打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在財稅體制改革中破題結構性改革。

以優化權利結構為重點的政府轉型與改革

第五,要突破以優化權利結構為重點的政府轉型。改變增長主義政府,走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新階段政府轉型的基本目標。從改革實踐看,過去的“民生10年”政府在強化公共服務上取得了重要進展。由於改革並未真正觸及到深層次的權力結構問題,使得政府轉型的目標實現難以真正到位。以“放權、分權、限權”為重點優化權力結構,才有可能實現政府轉型與改革的新突破。要盡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通過3年左右時間,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加快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

當下應抓住十八大后較好的改革形勢,加強改革頂層設計,明確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盡快實現轉型改革的新突破。

(作者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責編:萬鵬、朱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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