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可以成為一種刺激消費和內需的制度性變革，也有可能轉化成為過去常見的政府投資帶動

　　主持人：新型城鎮化不僅是建設問題，更是改革問題。您認為當前推進城鎮化首要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李鐵：我國的城鎮化走到今天這個程度，不能說過去的制度都是好的，更不能說都是壞的。城鎮化還是要往前推進的，但要解決問題，首要解決的就是非農就業的問題。同時，我們要看到，過去各地政府的城市建設投資，開發商是最大的獲利者，產生了利益格局一些不合理的現象。那麼，今后的利益格局如何協調呢？另外，如何啟動非農轉移人口消費的問題也需要有更大的勇氣和魄力。

　　因此，我們面臨的不是簡單的城鎮化問題，是在一個既定的利益框架中如何重新決策的問題，2億農民工和7500萬流動人口能否成為決策的出發點，將會決定新型城鎮化是否成為一種制度性的變革。2億多非農轉移人口的所有問題能夠一次性解決嗎？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付出了整個公共支出，也不可能解決積累下來的所有問題。改革不是一下子打翻過去的東西，改革需要在不同的利益環境當中尋找更好的辦法。

　　看到各種改革提法的時候，我更關注的是這些提法能否轉變成為實際的行動。城鎮化的各種提法目前可以說都還停留在表面上，還沒有深入地揭開我國城鎮化所涉及的各種利益格局，以及各種矛盾關系的化解。這些提法很可能在傳統習慣的勢力和觀念的影響下，僅僅停留在表面上。新型城鎮化本來可以成為一種刺激消費和內需的制度性變革，也有可能轉化成為過去常見的政府投資帶動。

　　城鎮化要逐步增加市場、民辦因素，避免重城市外觀、輕權利制度的偏向

　　主持人：有一種說法，過去的城鎮化與我國過去行政主導下的工業化過程很相似，新型城鎮化如何汲取我國工業化的經驗和教訓？

　　周其仁：城鎮化比工業化復雜。比較起來，一個工業項目定錯了，一個廠子建錯了，比起城市布局、投資和建設的出錯，太“小巫見大巫”了。要承認，城市出錯的跡象，現在已經不少。一個明顯的情況就是人口特別願意去的地方，經濟聚得起來的城市，投資不足、設施不足、承載力不足。反過來，有不少地方，路修得寬寬的，樓蓋得高高的，新城建得遠遠的，就是沒人氣。兩邊都不經濟，何以至此？細究下去，還是現有的城鎮管理是高度的行政化，從城市設立、土地獲得、建設規劃、福利標准，全部靠行政審批。如果拿工業化的經驗來參照，現行的城市體制，比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體制，似乎更依賴於行政權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審批。

　　展望未來十年，中國的城鎮化還可以大有作為。但是，國家工業化的歷史經驗也教育我們，如何為之，更為關鍵。在這個過程中，怎樣避免過去重物理外觀、輕權利制度安排的偏向，怎樣減弱行政主導城市化的色彩，增加城市化進程中的民辦元素和市場元素，是值得繼續研究的題目。

　　主持人：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該怎麼合理界定自己的位置？怎樣發揮“民辦、市場元素”的作用？

　　周其仁：政府的功能很重要，但這把“刀”得用到合適的地方，不能亂用。政府起到的作用，一是集合信息，幫助大家借鑒先行者的經驗﹔二是把規劃做好﹔三是市場和民間實在不能做的，政府應該兜底，一旦市場有條件做了，要及時放手。

　　不能所有事情都是政府來做，不適合政府做的就應該退出來，允許民營資本力量更積極地進入到城市建設中。一些小城市，一個城市管委會可能就可以管好了。大量民間的因素，可以由下而上地發揮作用。舉個例子，香港維多利亞港的一個新隧道就是一家公司修的，通過招投標選擇公司，香港特區政府把收費權給它很多年。一個公司接手了，做錯了市場要處罰它的，就承擔財務責任。還譬如民辦的工業園區，大型居民住區、城市綜合體等等，幾萬人甚至10多萬人，也可以民營、民辦、民管，搞得人氣很旺。這其中當然該政府管的還是政府管，如刑事案件等，沒有政府當然不成。但很多社會性的、經濟性的公共事務，不是非政府就管不好的。深圳有個天安數碼城，還有一個華南城，都有新鮮經驗，可以研究、提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