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2011級在讀博士生，安徽理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本文縮改自學術論文《以秦為鑒，興漢之治——論〈淮南子〉對秦王朝的政治省思》。

博士導師：南開大學教授張榮明

通訊評委：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牟鐘鑒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周桂鈿

漢初，曾產生過一股十分強勁的“過秦”思潮，即批判秦之暴政，這對當時西漢王朝的現實發展及走向影響深遠。在這股思潮中，《淮南子》推波助瀾，作用獨特，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與陸賈、賈誼等人一樣，《淮南子》也從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著眼，深刻省思秦政，認為其“不知治亂之本”（《泰族訓》），嚴厲批判其內在的根本弊端。但《淮南子》並未單純局限於政治事件，而是秉持“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要略》）的政治理性，立足黃老思想，從“治道”與“治術”出發，歷史地鑒秦之失，謀漢之興。

秦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諸侯割據、長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但秦是在“以兵滅六國，並中國，外攘四夷，死人亂如麻”（《史記·天官書》）中產生，給民眾造成深重災難，以致“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無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新書·過秦下》），最終在“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仇”（《漢書·刑法志》）中敗亡。這對《淮南子》影響至深，促其深入批判與反思秦政之失：

其一，秦政之失在窮兵以殘民。《淮南子》認為，秦之戰爭，目的隻在於“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結果必然是“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兵略訓》）。由於《淮南子》的作者們離秦亡不遠，對秦末戰爭仍記憶猶新，痛感切膚，所以嚴厲譴責秦王朝“務廣地侵壤，並兼無已”（《本經訓》），認為其無視“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經訓》）的政治原則，難逃“兼吞天下而亡”（《人間訓》）的宿命。

其二，秦政之失在濫法以傷民。《淮南子》認為，秦信用法家“法勝民”（《商君書·說民》），“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商君書·畫策》）的治國理念，並付諸極端之實踐，雖能逞欲一時，但終將適得其反。因此，《淮南子》斥責“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挬拔其根，蕪棄其本”，且“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原道訓》）。鑒於此，《淮南子》認為“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力促統治者“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泰族訓》）。

其三，秦政之失在爭利以虐民。《淮南子》認為，秦王朝出於“自為之故”，“欲以侵地廣壤也”，使百姓“伏尸流血，相支以日”（《兵略訓》），難以維系生存。相反，統治者卻“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兵略訓》），以致“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本經訓》）。在這種“與民為仇”（詮言訓》）的暴政中，秦自絕其路，必將敗亡。

其四，秦政之失在苛政以害民。不論戰爭、法治，抑或社會經濟，真正造成民眾痛苦的是專制君主政治，這也是一切所謂“暴政”的歷史根源。《淮南子》認為秦王朝“釋大道而任小數”（《原道訓》），“苛削傷德”（《泰族訓》），根本否定“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道應訓》）的基本政理，隻會“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新語·無為》）。因此，“天下席卷”的農民大起義，對秦而言，或遲或早，乃是必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