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種深刻的“過秦”反思，《淮南子》在思想上“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覽冥訓》），試圖著眼於“治道”與“治術”，“鑒秦”之失，以此促進西漢王朝的良性發展。

就“治道”而論，《淮南子》認為秦王朝之速亡的根由在其缺乏統治的正義性內涵。秦之於“治道”，其最大弊端就在於極端化實踐法家思想，獨君而虐民，以致嚴重削弱其統治的合理性基礎，“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氾論訓》）。基於此，《淮南子》力倡“無為而治”，反對秦之任刑法、尚農戰的功利化政治，認為秦過於“有為”，以至“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本經訓》），使得“百姓怨矣”。因此，《淮南子》認為統治者應“約其所守，寡其所求”，“與民同出於公”（《原道訓》），方能推動王朝穩定發展。從儒家思想出發，《淮南子》也強調“仁義者，治之本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批判秦之“物化”治道，斷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主術訓》）。

就“治術”而言，《淮南子》認為秦之實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西漢統治者借鑒和效法。如果說“治道”著重於王朝政治應具有的正義性內涵，那麼“治術”則反映統治者在現實中運用具體的制度、權謀及策略時所體現出的有效性。換言之，“治道”為專制君主政治之本，而“治術”則是其具體運作方式。對秦所信用之“法”、“勢”與“術”，《淮南子》基於政治理性，既批判，也攝取，試圖有所融通。

對法家之“法”，《淮南子》首先站在黃老立場，予以痛批，認為其“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覽冥訓》），背離法律的正義性訴求，完全蛻變為工具性之政治手段。其次，從現實出發，《淮南子》肯定“法”存在的必然性，但強調“法生於義”，力主“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認為“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主術訓》）。最后，《淮南子》主張“法與時變”（《氾論訓》），各因其宜。

對法家之“勢”，《淮南子》並無過多異議。但強調“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主張統治者應善用臣、民之眾勢，能“因其資而用之”（《主術訓》），反對法家隻見君，壓制臣，不見民的政治局限，表現出弱化君主權威，提升臣、民之政治尊嚴與地位的可貴意識。

對法家之“術”，《淮南子》極為重視。從實踐來看，非但不排斥法家之“術”，反而認為“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主術訓》），強調“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是統治者必備的政治素養。基於黃老，《淮南子》強調“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齊俗訓》），認為統治者應“不先物為”（《原道訓》），能有效運用各種政治權術控馭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