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始終把以德治官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為共識。中國古代思想家所闡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說明官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風純正、官吏清廉是歷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為它關系著國家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穩定。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官吏的道德品質，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對“官德”的考察在中國古代考課制度中佔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課制度，又稱為考績、考功，是按照一定標准，對在職官吏的官德、政績和功過的考核並評定優劣等級的一種制度，是中國古代職官管理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國古代對職官的考課制度始創於西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歷經秦、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漸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職官考課制度。《周禮》提到的“六計”，對中國古代官吏考課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一直被歷代統治者沿襲承繼，成為我國古代判斷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標准。《周禮》雲：“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於行事，能獲得公眾的好評）﹔二曰廉能（是指能較好地貫徹落實各項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盡職守，盡職盡責）﹔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潔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嚴格執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辯（是指遇事頭腦清晰，不疑惑）。”指的是考課官吏的六項標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針對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辯”則是針對能力的考察。而《周禮》“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故“善”、“能”、“敬”、“正”、“法”、“辯”六項標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為首。按《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當時三年對官吏進行一次考績，考察他們的德行與能力。“德行”在《周禮》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聖、義、中、和）與“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周禮》“六廉”標准的部分內容在實行世卿世祿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現。西周時就以夏商兩代后期由於官吏失德而毀政亡國為沉痛教訓，特別強調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計課群吏”，實行三年大比制度。春秋時期著名革新家管仲把“清潔於貨”（《韓非子·外儲說》）作為設置官吏的重要條件。而戰國時期世卿世祿制逐漸廢除，官吏考課制度初具規模，“六廉”標准系統呈現，反映出國家考課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與能力並舉，而又首重品德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