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考課已經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統考評體制之完善居歷代之首。唐朝統治者遵循“德禮為政教之本”，更加強調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同時他們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貞觀政要·擇官第七》），因此在考課制度中貫徹以德為本的思想。唐朝制定的考課法規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舊唐書·職官二》有詳細記載：“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這是對流內官吏考課的法定標准，“四善”專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責規定的具體能力標准。唐朝對流外官則按四等第進行考課，《唐六典》規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過，立四等第而免進之：清謹勤公、勘當明審為上﹔居官不怠、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數有愆犯為下﹔背公向私、貪濁有狀為下下。”上述考核標准的順序，充分反映出唐朝首重道德品行，而才能績效居其次的考課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課制度上均有變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對官員的德行要求上大體沿襲唐代舊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課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課法，其中有關品德標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內容。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雖厲行重典治世，但也強調“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的禮法合治觀，曾於洪武六年“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明史·選舉志三》）其對為官者的道德品行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清代考核內容標准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貪、酷、罷軟無力、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與明制同，對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標准。

　　總之，中國古代在對官吏的考課制度中將德與績兩者結合起來，並凸顯德的優先地位，特別注重官員的清廉節操。通過褒善懲惡、獎優罰劣，來保障職官隊伍的活力和效率，其中一些規定和做法，至今值得我們珍視和借鑒。

　　（作者單位：西安理工大學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