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剩余資本增多所帶動的消費與投資繁榮。2009年，我國出口貿易額達到了世界第一，而據多方權威分析，我們將在2013年取得進出口貿易總額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趨勢發展，我國走向進口總額第一，成為世界第一消費大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全球生產力過剩的今天，誰最能消費誰就有優勢，這將意味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繼續提高， “中國制造”將會更多地轉變為全球范圍內的“為中國制造”。而得益於高速經濟增長和“走出去”戰略的共同作用，近年來我國的對外投資總額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越來越有底氣，有些國家因此戒備中國的事實正是我們對外投資成功的一例反証。

第四，外部的緊張迫使中國對外交思路進行改革。近年來我國周邊持續吃緊，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高速發展抱有較為普遍的疑慮與憂患，這種局面如果處理不好自然會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帶來消極影響，但也正因外這樣，當前局勢正好給予了中國外交進行“事件驅動”型改革的最佳動力。我們對於中國外交需要變革確有共識，但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改變？面對周邊頻繁的危機個案，“事件驅動”正是我們可以追循的一條有效路徑：在每次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都能有機會更加完善自己，從而使中國外交最終轉型至背負得起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崛起大國的歷史擔當。

總的來看，不變的是，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變化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少數隻可能“自己打敗自己”的大國。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搞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這就要求我們態度正確、方法得當，並能充分利用好國內發展中城市化、網絡化及其背后的中產階級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幾大趨勢。隻要應對和把握得當，最終的結果不僅是中國的經濟、財政、科技、軍事力量更上一層樓，更將是我國的內部政治社會體制運轉更將順暢，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