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紅河州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微觀紅河”大年初一公布了宣傳部長伍皓的公車牌號，按照伍皓的說法，是其主動要求官微公布以“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此舉卻引發了不小爭議。有輿論認為伍皓此舉純屬“作秀”，更有人從伍皓的這一“主動”中發現了秘密：伍皓身為副廳級官員，按照相關規定不夠配備“專車”的資格，但他卻“專車”了。

針對這一“秘密”，伍皓隨后從“專車”與“公車”的區別上予以解釋，聲明他的車也用作其他公務，並不為其所專享。雖就邏輯而言，伍皓的這一解釋站得住腳，但從有特色的現實來說，他的解釋依然蒼白無力。道理很簡單：哪怕公車再怎麼不是專車，在現實中卻早已為領導所獨“專”。伍皓本人也承認，“鄉鎮長甚至村官都把公車專有化、私有化了”。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也表示，所謂的相對固定公務用車，“實際也大都是專車”。

伍皓和陸群所言自然都是事實。

對於治理公車私用，所花費的精力和成本實在不菲，但效果如何實在無需多言。甚至可以斷言，以當前的行為方式和機制治理公車私用，完全是無法完成的任務。而一提到治理公車，人們總是援引1994年和2011年中辦、國辦關於公車配備的兩個文件，即省部級及以上干部才可以一人一輛地配備專車。這樣的規定，讓人感覺配車是一種“待遇”，與“公務”關系不大。到了一定級別，就能配車，即使不為公務﹔而不夠級別的，即便公務再多，也不能享受專車待遇。這實際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車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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