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雖然也承認目前違規配備公車是個問題，但他同時認為，“正省部級以下一律取消公車”的做法並不現實。客觀地說，伍皓所言符合實情。

中國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行政區域不僅大小懸殊，自然地理環境也極為不同﹔再加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所造成的巨大差異，一個縣級市乃至鄉鎮，其所面對的“公務”，未必就比省部級要少、要簡單。當一個縣級市的市長的確面臨眾多“公務”，卻僅僅因“級別”而不能配專車，這樣的規定在現實中有沒有可操作性？“省部級及以上干部才能配專車”在現實中之所以被事實上突破，除了權力難以約束，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實際上，對公車的治理，應主要著眼於“私用”，而不是什麼違規配車，甚至，也不是什麼“專車”問題。從邏輯來說，該不該配車，參照標准隻能是“事權”與“公務”，而不應該是什麼“級別”。

當然，鑒於目前對於權力的制約機制，從“級別”上對公車配備進行一定的規定，有其合理之處。但也要看到，這樣的配車規定，強化了人們對於權力和級別的追求，更促使在實際運作中，誕生各種各樣的“變通”對策，所謂“相對固定”公務用車，其初衷不能說不良好，但終究淪為現實中的“變通”之舉。說到底，以權力決定如何配車，公車注定被權力私有。

治理公車私用以及公車的專有化、私有化，除了細化、科學化相關規定，根本之道還在於如何監督以及對於監督結果的執行。沒有公開就難以監督，如果伍皓不主動公開其公車牌號，公眾如何才能質疑其不按照規定配車？假如省部級以下干部取消公車不現實，那麼就隻能在管好公車上下功夫。而如何管好公車？顯然，社會監督是這方面的最有效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