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追究的精神。文化創新和哲學一樣，需要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窮源精神，既不是一知半解，也不是半途而廢，而是追根問底。“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隻有追究到那個源頭活水，文化創新才是原創型的，而不是模仿型的或抄襲型的。

真正原創型的文化創新，需要有古希臘哲學家從一滴水中發現世界的本源，或從一把火中追究到事物背后那個本質的東西的那種精神。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仰望天空，激起對神秘之天窮究的熱情。戰國時屈原作《天問》，追究天是什麼？天有幾重？天之上是什麼？天的形狀是什麼？天安放在那裡？以及天的顏色等等，唐柳宗元作《天對》，對屈原的《天問》作出回應的解釋，直到南宋陸九淵少年時問他的父親：“天地何所窮際？”父親笑而不答，陸九淵“遂深思至忘寢食”。這種“思而弗得，弗措也”的未追究到底決不罷休的精神，是一種原創精神。無論是自然科學的創新，還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都應該具備這種精神。

當前文化創新受經濟利益的刺激，作者私欲的膨脹，心態的浮躁，而出現種種學術腐敗、不端的行為，污染了文化創新，墮落了文化創作，陽春白雪少，低俗庸俗濫;原創創新少，照抄照搬多。這種有礙文化創新的現象不能繼續下去了。

中華民族是善於致思的民族，是擅長創新的民族，我們不僅有四大發明貢獻於世界而促進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為人類文化創新貢獻了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孫武的《孫子兵法》等等原創性的世界名著。原創才能長久，而成經典，非原創猶如朝露，而成泡沫。

第五，篤行的精神。文化創新不是空頭支票，不是美麗言辭，不是動人口號，而需要付諸實踐，落實行動。中華民族是講究篤行的民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最終落實到篤行﹔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追究精神都有賴於篤行精神的支撐和踐行，否則便流於虛無和虛空。

中華民族篤行的入世品格和剛健精神，塑造了中國文化積極投身現實社會、關懷大眾生活、注重民族命運的情性，激發了民族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擔當意識和責任意識，提升了“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天地與吾一體”的意識和“仁民愛物”的精神，探索了天地萬物從哪裡來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本源問題，化解了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之間沖突融合的和合之道，培育了仁者愛人、民為邦本、民貴君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人本精神，其間都蘊涵著篤行精神的意蘊。

孔子重視認知主體和知識來源的求索，又強調行的價值，講求學與行、言與行的一致。他主張聽其言而觀其行。“君子不以言舉人”。這是選拔人才、任用人員的原則，否則吹牛拍馬者、阿諛奉承者就會被選上來，腳踏實地者、埋頭苦干者都會被冷落。孔子看到現實社會生活中言與行、知與行的沖突和分裂，主張轉知為行、知行如一的篤行精神，批判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不服務於社會的貪圖安逸者。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是憂患之作，所以強調“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強調義理的致用、實用、實行。荀子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從聞、見、知到行的認知過程，唯有到了篤行才能真正深刻體認、把握事物的真相，才能真正有了明覺，而通達超凡成聖的境界。換言之，文化創新隻有在貼近實際、生活、大眾的聞、見、知、行中才能與社會實際、人民生活、大眾需求同呼吸、共命運，這是文化創新的源泉。唯有如此，原創型的創新產品才能源源不斷地涌現，並以原創性的嶄新文化形象在世界舞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