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新的觀念和道德。文化創新要求觀念創新和道德創新，觀念創新是文化創新的先導，道德創新是文化創新的保障。文化創新必須轉變舊觀念、舊思維，它不再是中國“王道”的政治觀念，“天理”的倫理賦值，“良知”的道德范式。觀念創新是主體的自覺活動，是對於觀念變革的內在機制和社會實存的體認把握，而具有客觀性﹔觀念創新作為精神變革的主體精神活動，而具有主觀性。主客觀的融突，構成了觀念創新活動。觀念創新涉及各領域，從總體上說，主要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創新。

世界觀是指人對世界和人與世界關系的思議的反思，它是在社會實踐和社會交往活動中形成的反思。生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從事不同社會實踐和交往活動的人，其世界觀亦差分。世界觀往往支配著人與世界關系及其對世界的體認，統攝著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活動及其價值的傾向。

人生觀是對於人生目的、理想、道路、價值、意義的根本看法和信念，是對於人為什麼活著、怎樣活著等自覺的反思，它與人的需求、欲望等道德實踐活動相聯系。在中國人生觀史上，大體有儒家的修齊治平型，道家的自然無為型，佛教的解脫涅槃型，《楊朱篇》的縱欲任性型，庶人的安居樂業型，世俗的升官發財型等等，對人的性格、情操、心理、觀念、思維方式、倫理道德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當前一些人的人生觀出現了“返祖”現象，在文化創新中應該重視建立正確的新人生觀。

價值觀是對於人的生活實踐活動經驗和價值選擇活動的反思，而形成的價值觀念系統。建設真善美相和合的新價值觀，以與文化創新相適應。

文化創新的自由和愛智。創新不是一種潛在的或預定的可能性，而是人類性命所需要的價值性和意義性。創新活動需要自由，需要一片任鳥飛的天空，需要一種交流對話的包容氛圍、寬容環境，這樣才能激活思想的創新靈感，碰出理論思維的創新火花，掀起文化藝術的創新熱情，才能度越前人，才敢於像亞裡士多德那樣“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才敢於像牛頓那樣站在先聖先哲的巨人肩膀上起步，才敢於標新立異。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創新中產生文化大師、思想大師、哲學大師、藝術大師、科學大師。

文化創新的精神和氣概。創新需要煥發為人類盜天火的勇氣，需要有敢於下地獄的精神，需要有甘於上絞刑架的氣概。隻有經此上下的煎熬，才能獲得成就。中外歷史上一些偉大的大家，不是也經受此種磨煉而成功的嗎？

文化創新的競爭和安全。文化建設不只是純粹國內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從全球語境中考察的問題。在國際領域，文化創新的傳播和競爭歷來是政治、經濟、軍事競爭的隱形戰線，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軟實力面向全球競爭力的表現。在當前西方企圖以文化“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來控制世界，為其政治、經濟、軍事滲透服務之時，中國適時地提出建設和諧世界、和諧社會的主張，筆者將此稱之為文化“和實力”。“和實力”是化解西方的“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最有力的方法和智慧選擇。國際歷史將會証明文化“和實力”是化解國際爭端、沖突、危機最具有效性、合理性、正確性的價值抉擇﹔它是符合世界人民大眾最大利益和需要的文化實力。因此，文化“和實力”將會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文化“和實力”對內強化了文化的自尊、自信、自覺，增進了文化凝聚力、向心力﹔對外構成文化競爭力、傳播力、影響力，以此保障文化安全，呈現中國文化創新的世界形象。

文化創新的古今中外。在國際的視閾下，現代化運動進程有先后之別，率先進入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以其殖民主義的強權，壓迫非現代化的國家。對非現代化國家、民族而言，進入現代工業文明，融入全球經濟，成為一條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在現代化救亡圖存的進程中，必然地引進西方現代化器物、制度、價值文化，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現代化與傳統制度文化、價值文化的全面沖突，便出現了既要學習、吸收、消化西方的科學技術、經濟制度、價值觀念，而與傳統政治、經濟、文化實行決裂，又要繼承、發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矛盾與尷尬，在理論思維上表現為文化自覺和認同的危機，以至出現文化自我身份的迷失。近現代以來，中國發生的“古今之變”、“中西之爭”，是其表征。在當下，既要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又要批判、拋棄其不適合現實發展需要的成份﹔既要學習、吸收西方及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又要批判、拋棄西方二元對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的無“他者”施為，使世界文化在沖突、融合而和合中創造新的輝煌。

文化創新上述八個層面，詮釋了其內涵、性質、特征、機制、心態、氣質等，為文化創新鋪路奠基，使中華文化以新的面相登上世界文化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