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上世紀末期開始了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展，這不僅對教育界是一件大事，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也是一件大事。數據表明，1998年招收大學新生108.4萬，1999年的招生數則達到159.7萬，增幅將近50%，而且以后連續多年都維持了較高的擴招速度，2010年的招生數高達661.8萬，在校生數也從1998年的340.9萬增加到了2010年的2231.8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9.8%上升到26.5%。這是一個偉大的跨越。經濟學家湯敏說，他當年之所以提出高校擴招的建議，是因為那時中國正處於亞洲金融危機的緊要關頭，需要擴大內需，同時需要緩沖就業壓力。事實上，高校擴招的影響已遠超出當初的預期，全面回答這些影響超出了本文的主題，僅就它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來看，就可以用深遠而持久來概括。我們認為，勞動力市場的變革，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是重要因素，也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主動適應高等教育發展所作出的努力。中國正在致力於建設創新型國家，已積累起的巨大人力資本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以使人力資本的潛能得到更充分的釋放。

　　勞動力市場的十個變革趨勢

　　變革一：勞動參與率逐漸下降

　　勞動參與率反映的是在全部勞動年齡人口中經濟活動人口所佔的比例，是衡量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重要指標。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2010年間，經濟活動人口保持了穩定了增長，但勞動參與率卻不斷下降，從2000年的77.99%降到2010年的70.96%。導致這種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入學率特別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高，推遲了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二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別是老齡化趨勢的加速，提高了勞動參與意願比較低的人口的比例﹔三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影響了家庭的勞動供給決策，一些家庭成員因為家庭總收入比較高而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四是勞動受挫，那些由於種種原因而長期找不到工作的勞動者，也會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在中國，典型的勞動受挫群體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40-50歲年齡段的下崗職工。勞動參與率下降說明勞動力資源的使用不是很充分，這在劉易斯拐點來臨和老齡化加速的當下，需要引起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變革二：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

　　由於每年有幾百萬大學畢業生涌向勞動力市場，這無疑會提高全社會就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如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在總體就業人員中所佔的比例，1999年為3.6%，2010年則提升到10.1%。與此同時，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得到大力發展，勞動者的技能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由於人力資本存在自增強機制，即更多教育水平的人傾向於在未來進行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為全社會人力資本總量的進一步提升，為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變革三：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招工難”並存

　　最近十幾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一直維持在70%左右，2011年達到了最高值，為77.8%。但因為一年畢業生高達670萬左右，這意味著有近200萬畢業生不能及時找到工作。這無論對學生個人和家庭，還是對大學和社會，都是重大而棘手的問題。與此幾乎同時，受教育水平比較低的農民工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種種跡象表明，從2004年以來，農民工招工難成為了很多企業面臨的難題，而且這一現象從東部沿海地區逐漸蔓延到了西部地區。對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招工難”並存的現象，主要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產業結構的偏差，前者提高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強化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地選擇偏向﹔后者抑制了對高層次勞動力的需求而擴大了低層次勞動力的需求。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在轉型階段是不可避免的。

　　變革四：大學畢業生區域和行業配置不均衡

　　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地區和行業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城強鄉弱、東強西弱的格局仍然沒有根本性改變。這使得具有更多人力資本的大學畢業生在選擇就業的區域空間上時，表現出了明顯的城鎮傾向和東部地區傾向，作為這種選擇的結果，大學生的空間配置出現了明顯的不均衡狀態。大學畢業生分布的這種不均衡，既加劇了他們就業難的程度，也可能成為未來城鄉、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