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歐美與拉美：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臘和東方社會時，馬克思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比喻，希臘是人類的“正常的兒童”，而中國是個“早熟的兒童”。時至今日，這個比喻依舊生動、准確、深刻。

和正常的兒童相比，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與環境，早熟的兒童一般會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夢被壓抑或破滅。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經驗，也送給早熟的兒童一筆巨大的人生財富，就是充分鍛煉、砥礪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夠在任何惡劣的條件和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和早產的兒童相比，兩者相似之處很多，在身體和心理上都有內傷和隱痛，但與早產的兒童對外界依賴成性、始終無法真正長大成人相反，依靠個人后天的努力和奮斗，彌補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個早熟的兒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當強壯的“身體”，也有不甘示弱的“靈魂”，早熟的兒童大都具備“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質，這就是古人說的“寒門出貴子”，《紅燈記》中唱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樣，中國城市化的很多歷史條件並不具備，常常面臨被各種問題和障礙壓垮的危險。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對外部的習慣性屈從中，逐漸養成了卑微軟弱的性格。中國則勇於擺脫歐美的約束和羈絆，通過頑強的努力和不懈的奮斗，不斷克服由於早熟帶來的虛弱和恐懼，獨立自主，走出一條特色鮮明的國家發展道路，同時也不斷積累經驗，建構著中國城市化內涵和形象。關鍵在於，在付出了高昂學費之后，敢不敢、有沒有意志和足夠的膽識走出歐美的陰影。在新型城鎮化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的今天，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與歐美城市化不同，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構成了推進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弊端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凸顯的當下，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具有容易控制和發展更均衡的優點。與拉美模式相比，盡管兩者共同面臨著城市過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戰，但同樣由於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我國在解決城鄉二元矛盾、城市內部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獨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戰略體系。

由此可知，中國城市不僅在邏輯上迥異於西方的假設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條和拉美國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