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國家體制不同導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盡管在現代國家制度建設上都面臨著改革和創新的艱巨任務，但與拉美在國體和政體上深受西方影響，頻繁出現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城市化明顯缺乏國家戰略設計及政策延續性相比，改革開放的基本戰略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於國體獨立自主和政體穩定有序，中國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等國家層面的城市化戰略和政策，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異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其次，經濟基礎不同導致了應對城市挑戰能力的不同。作為傳統的農業國家和地區，中國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現各種問題甚至危機在所難免。如與拉美失業率居高不下相對，中國也有約1.3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工作和生活條件上 仍處於“半城市化”階段。但兩者也有根本性的差異，嚴重依賴、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質上是一種“舉債城市化”，並深陷入“國家性貧困”中。由於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對城市化挑戰目前往往束手無策。在改革開放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僅編織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近十年來也使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了1.8倍。盡管未來城市化的壓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仍可持續十年以上，所以對中國的城市化仍可樂觀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導致了應對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價值觀念最終決定了城市的未來。在拉美國家和地區，由於殖民時代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毀滅性解構和“轉基因”式的重建，向往並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為主流文化。中國20世紀以來固然也深受歐風美雨的侵染和影響，但在不斷強大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交互作用下，關於中國話語的文化意識和中國風格的國家形象已充分覺醒，特別是明確提出的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成為中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軟實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