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中國農村發展理論的百年探索

鄉村重建—

二三十年代的實驗

如果說20世紀初對何以立國的關注是出於對“工商立國”的質疑，那麼，隨后對農村的關注則是出於現實的迫切需要。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日益走向衰敗，社會各界對農村社會的關注、討論與期待開始成為最為熱烈的時代話題之一，並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當時主要政治力量規劃未來的基點。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選擇走向農村，獲得了廣大農民的廣泛支持。農村危機、農村破產也成為那個年代富有社會良知的學者們的共識，不同背景的學者逐漸匯集於農村研究的陣營。正是不同的背景使不同學者在觀察農村社會、設計農村發展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論認知，但目標卻是共同的，就是力圖加深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村復興和現代化。

這一時期，對中國農村的理論討論蔚然成風，重點問題是關於農村社會性質、農村社會發展道路、農村社會結構與組織。但是，這一階段的一個特點是，社會的困窘和民族的危難促使學者們的研究路徑更多是從現實切入，並試圖以自己的理論來影響現實，多數學者的社會參與意識非常強烈。他們從農村社會調查開始，懷著改造農村、復興農村的理想與憧憬，到農村去，提出並實踐了諸多鄉村重建的方案。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實驗和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

再興立國之爭—

四十年代的論爭

20世紀40年代初，何以立國這一問題紛爭再起。被認為是“一個陳舊問題的重新提起”，顯然反映著時代的訴求：一方面，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大國，有著發展農業的傳統和優勢，農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農業的中國對抗工業的日本，必然引發多方面的思考和紛爭。此外，戰爭使中國東部工業區淪為戰區，此時政治經濟中心已經轉向工業相對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這一局面顯然會為“農業立國”論提供現實依據。這場論爭無疑可視為20世紀初那場論爭的延續，是學者們對戰后國家重建路徑的思考。

這場論爭圍繞中國何以立國的條件、中國堅持抗戰得益於農業還是工業、中國的前途等問題展開，一定意義上與中國戰后的前途命運和歷史選擇密切相關，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不過，在經過先前幾番思想的碰撞后，學者們也大都認同中國農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經“西化”的選擇或簡單地回歸傳統的立場都在論爭中被最終揚棄，從而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即“我們自然不願抄襲東西，拾人牙慧﹔我們也不願意故步自封，泥於古制。”這體現出參証東西、貫通古今、指向未來的眼界。在這場“農業立國”與“工商立國”之爭中，雖然在許多具體問題上論辯爭執頗為熱烈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在“農業工業化”問題上達成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