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浙江永康人，1933年生，1950年參加工作，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畢業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助教、講師，1984年經教育部特批破格晉升為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系、宗教學系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弘一大師書法

佛教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追求真理，一是提升道德。

法藏大師（643—712年）

獨樂寺的十一面觀音像

慧遠大師（334—416年）

演講人：方立天 時間：2012年秋季論壇 地點：什剎海書院

我不是一個宗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一個宗教的反對者，而是把宗教作為一種客觀對象進行研究的一個大學老師。我想跟佛教有關的大概有這樣幾類人：直接有關的就是佛教的信徒，第二類就是研究佛教的一些學者，第三就是佛教部門有關的行政官員。

佛教學術界研究佛教的人是怎麼研究的？他們的立場、方法和觀點怎樣？可能對我們信仰佛教的朋友也會有參照價值。

研究中國佛學的因緣

我與佛學研究有三點因緣：傳統影響、理性選擇和個性愛好。

我是浙江人，1933年出生，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61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做教師。

當時哲學系對老師有兩條要求：一是從先秦到近現代中國哲學史要會通講﹔二是要確定哪一段哲學史作為你的重點研究方向。當時很多人報了先秦、兩漢、宋明、近現代，但魏晉南北朝、隋唐幾乎沒人報。這一階段除了儒學以外，還有佛教、道教，宗教內容比較多，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政治輿論環境中，道教、佛教研究都被稱為“險學”，但我還是報了這一段，而且決定先研究佛教。

當時研究佛教有三個困難。一是內容龐雜，歷史很長，派別很多，要想系統、全面地把握佛教思想史很不容易﹔二是佛教有很多概念，它的文字我們大多認識，但它的意思有特定的內涵，不易了解﹔三是佛教的思維方式跟我們一般的思維方式不同，是通過排斥而肯定，通過否定來呈現事物的真相，通過不是這個，不是那個，然后就是那樣來認識事物，與儒家注重現實的思維很不一樣。雖然困難不少，但我最后還是確定把佛教研究堅持下來。

我覺得我與佛學研究有三點因緣：

一是傳統影響。浙江一直是一個佛教大省，佛教的禪宗、天台宗等在民間影響很大。我母親就信仰佛教，我就讀的那個小學和一座廟相連，上完課我們就跑到廟裡去玩，去看佛像。我的幾個哥哥姐姐都不到成年就走了，母親希望觀音菩薩保佑我活下來，就說我是觀音菩薩生的，並把我的小名“觀生”貼在關公像后面，這把我和佛教的感情拉得很近，好像我和觀音菩薩、關公老爺都有一種特殊關系似的。這很可能是影響我研究佛教的一個內在基礎性的原因。

二是理性選擇。進入北京大學以后，在對中國哲學的了解當中，對中國佛教也有了一點了解。認識到佛教內容很豐富，和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關系密切，很值得我們研究。

三是個性愛好。我比較喜歡研究、思考冷門的問題，不太喜歡研究大家都研究的、都有興趣的東西。佛教當時當然是不被大家重視的一個學科。我就想，別人不研究我就去研究。隻要克服了困難，就會取得學術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