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佛學的軌跡

我很早就給星雲大師提過一個建議：成立一個社會心理研究所，觀察社會的變化、各類人群心理的變化后提出對策。人間佛教和唐代的禪宗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兩大創造。

我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時候，具備的佛教知識很少。后來了解到中國佛教協會辦了一個中國佛學院，學校的領導允許我去聽課，我就住到廟（法源寺）裡，幾位教我們的法師都是飽學之士，學習了約八個月，取得兩大收獲：

一是對佛教的基本歷史、基本理路、基本思想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二是了解到佛門法師的生活，了解到他們都是道德高尚、有追求、有信仰的人，而且也了解到佛教內容很龐大，學問很深。從佛學院回到學校以后，我就開始了佛學研究。我想這個研究不僅要取得近期效果，而且應能成為一個長期研究的系列。

⒈從佛教代表人物的個案研究入手

經過反復考慮，我決定從佛教傳到中國以后一些在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僧人入手。第一個研究的是東晉的道安法師，頭一篇研究的文章在《新建設》上發表。當時《新建設》相當於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是中國科學院辦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雜志，地位很高。

“文革”結束后，我繼續進行個案研究，當時研究的人物有道安、慧遠、支道林、僧肇和梁武帝蕭衍等等。我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找全資料。比如說道安，首先要把道安寫的所有文獻、資料都反復看，有關他的傳記等也都要看。第二是將已有研究道安的成果都找來看，這樣就知道別人已經研究到什麼程度，哪些還可以拓展。

我寫的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系列研究成果，后來被中華書局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華書局主動約我把對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的研究結集成書，這就是《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的人說，我們一般不給年輕人（我當時還比較年輕）出論文集，都是給老專家出書。中華書局出《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和鞭策。

后來我發現有一個人物在東晉時代特別重要，這就是慧遠大師。慧遠是山西人，后來在江西弘法，在江西廬山東林寺主持佛事活動。我將對慧遠的研究寫成專著《慧遠及其佛學》。

我注意到這些個案研究的意義：它是對於佛教領袖的思想的集大成研究，實際上中國佛教領袖的思想就是中國佛教的思想。研究中國佛教思想首先要從研究中國佛教不同階段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開始。所以后來到了隋唐那一段我也研究了法藏（華嚴宗的創始人）的思想，寫了《法藏》一書，在台灣出版，受到較高評價。后來我還研究了禪宗的創始人慧能。這些個案研究使我掌握了中國佛教派別的重要背景，對了解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⒉佛教典籍的整理

研究佛教首先要研究文獻，要看得懂。我的文化背景，功夫、能力都有局限，要讀懂佛教典籍的內容有困難。但是，如果缺乏對文獻的准確了解，研究佛教就沒有基礎。我反復思考，想出一個辦法：選一本書，把這本書加以標點、注釋和校勘，然后用現代的語言進行翻譯。對一本書做過這樣的系統工作，再讀第二本佛教典籍，就會相對比較容易。

我當時選的那本書是華嚴宗的經典《金師子章》，是法藏給武則天說法的。他將佛教的華嚴經義理說給武則天聽。文章很短，但很重要。是闡述華嚴經中關於最高精神境界理論的著作，很深刻，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是要經過修持，達到很高境界以后，宇宙呈現出來的現象、狀態在人的主觀心境中的體現。這本書很薄，我把它精心地加以整理，又加以翻譯，由中華書局出了《華嚴金師子章校釋》。

這本書被當時的古籍整理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看到了，寫了一篇書評，派了秘書送到我家來征求意見。這個書評后來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對我的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和路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這本書。我在華嚴宗《金師子章》的校釋裡面，不光進行了標點、斷句、校勘、注釋和翻譯，而且還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評論。

經過一些這樣的鍛煉，我對佛教典籍了解的程度提高了，后來還和幾位朋友一起編了一套《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這套書成為大學哲學系學習佛教的重要文獻。

⒊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的嘗試

我對佛教人物有了一定的研究，對典籍也有一定的了解，接下去我又開始了對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的嘗試。佛教哲學很深奧，這一研究在我看來，一要有現代問題的意識。現代人類社會存在什麼問題？佛教哲學當中相應地有哪些資源？佛教哲學有人生哲學、宇宙論、認識論和修持論（實踐論）等很多方面，哪些方面是現代人所關切的？對此我們要重視。因為研究歸根結底是為提升現代人素質服務的。

二要用現代的語言表述佛教的思想。不能隻說“般若”、“涅槃”，這些佛教用語要用現代語言把它解釋清楚。

三要運用現代方法對佛教哲學進行闡釋。佛教從早期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有個發展過程，其思想邏輯的形成也有個過程。早期佛教思想主要是四諦——“苦、集、滅、道”，部派佛教內容就豐富起來了，到大乘佛教就講“緣起性空”。研究它的思想邏輯與歷史發展，是研究佛教的重要方法。還有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佛教理論包括人生論、心性論等等，內容很多，要把其中不同的元素進行分解，分解了以后進行深入地研究，然后再加以綜合。這對於了解佛教哲學關系很大。對於佛教哲學我研究的側重點是人生論、心性論和修持論。每一個問題都有不同的要點。通過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分析和綜合等研究方法來把握佛教哲學，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四是要做出評價。作為一個學者，對一個思想體系、信仰體系，應該做出自己的評論。我認為，這個評價應當是具有現代意識的、實事求是的，既要有理性的了解，又要加以心性的體會，認同的就肯定，有不同意見的，需要發展的，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對佛教哲學經過以上四個方面的研究后，寫出了《佛教哲學》一書，印量較大，在地攤上都有。北京大學歷史系周一良教授看后給我寫了信，認為有了這本書，佛教入門的書就算有了。《佛教哲學》是在個案研究基礎上，就整體佛教的思想進行宏觀研究的。這本書與我的其他佛教研究著作一樣，也得到了獎勵。

⒋佛教文化中國化的探索

接下來，我又開始思考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印度佛教到了中國內地，用中國各民族文字翻譯傳播﹔中國的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長江、黃河以北地區和以南地區自然環境不一樣，人文環境也不一樣。這些都會使一個外來的宗教在傳播過程中發生變化，比如飲食習慣，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就不一樣。翻譯的文字也不同，於是形成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

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區別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問題。我把它歸納為好幾個方面，例如，中國佛教比印度佛教更重視現實，重視自性，重視簡易，重視頓悟等等，這些我都有專門的文章論述。中國佛教傳播的過程，是對印度佛教進行了重大發展的一個過程，隻有進行這樣的研究，才能推動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才能把握佛教發展的規律。這方面我寫了《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這本書也是在地攤上都有，是一本比較、研究了佛教和中國其他文化形態（哲學、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等等）的關系的著作。

佛教是發展的，不同的歷史階段佛教所面臨的、要解決的問題很不一樣，時代會帶來佛教思想的發展和變化。作為一個佛教學術研究者，重要的是要觀察這些變化。比方說，中國佛教禪宗的產生就和時代的變化有極大的關系。佛教傳播到民間，就需要像慧能這樣的人調整印度佛教的很多思想內容——走中國禪宗的路。當代海峽兩岸都提倡人間佛教，這個人間佛教也是時代對佛教提出的要求。我很早就給星雲大師提過一個建議：成立一個社會心理研究所，觀察社會的變化、各類人群心理的變化后提出對策。人間佛教和唐代的禪宗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兩大創造。

⒌對中國佛教哲學的整體研究

中國佛教哲學有沒有體系？它的體系是怎樣的？這是我在完成個案研究、典籍整理，又進行了宏觀的研究以后所做得最多的工作：從中國的佛教領袖、思想家的著作出發，把他們對印度佛教哲學的發展創造加以系統的整合，整理出中國佛教的哲學體系——我把它看作自己學術生平中一個最重要的志業。起初想用七八年的時間完成這本書，后來因為社會工作越來越多，結果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這部90多萬字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在這部書中，我把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分成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認識論和修持論。這本書獲得第6屆國家圖書獎、北京市第8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2004年“中華文化優秀著作獎”一等獎，並列入“中國文庫”出版。很早就有了韓文版，日文、英文版都在翻譯之中。

這本書體現了我幾十年研究的總積累，所以完成以后我寫了一個后記，說我真是解放了、解脫了，很高興！

回顧我研究中國佛學的整個過程，大概的研究軌跡就是這五個方面：個案人物研究、典籍整理、佛教哲學的現代化探討、佛教文化的中國化研究，以及對中國佛教哲學體系的整體研究。現在看起來這個研究是符合邏輯的，它由基礎到專業，由比較容易到比較困難，由具體到抽象，由局部到整體，體現了它的邏輯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