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說“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是一個新提法，那怎樣理解這個新提法？

馬慶鈺教授：對這個提法的理解和把握至少要注意以下幾點意涵：首先，社會組織體制建設從屬於社會體制建設的范疇，它與社會管理體制、社會管理機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共同構成我國社會體制建設的內容﹔其次，這是中央為適應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要求，而提出的一個社會建設的新目標﹔第三，“社會組織體制”，是一個相對於我國公共權力體系和社會營利體系，對社會組織體系的角色定位，是相關角色之間關系性質的概念﹔第四，所謂“現代”是一個大致標准，意味著我國在這個領域的建設要具有全球眼光和重視並參考當下的國際經驗﹔第五，“社會組織體制”是今后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的方向，其核心應當是政府職能管理部門和廣大學者所不懈推動的社會組織“自治”，其路徑是“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第六，這裡面政社分開的“政”，不僅是狹隘意義上的行政權力系統，而且還包括了所有公共權力系統的廣義的“政府”，所以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黨委權力系統，都要按照十八大所說“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要求來找准自己的責任定位並與社會組織一道朝著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方向努力。第七，“加快形成”意味著，在我國現階段，也就是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積累以后，我國構建公共管理多元格局的條件已經具備，政府應當積極推動為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建立一個制度化平台。

記者：據我們所知，國際社會都叫NGO組織，我們沒有這樣叫，而是叫社會組織，它們之間有什麼不一樣嗎？

馬慶鈺教授：的確如記者女士所說，國際社會叫NGO的很普遍，中文叫做非政府組織，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也叫做NPO，中文叫做非營利組織。在我國，學者們一開始和國際社會一樣，一直稱作非政府組織，但是可能因為習慣或者意識形態的作用，官方一直稱其為“民間組織”、“社會團體”、“人民團體”、“中介組織”等。實踐中由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2004年開始，逐漸變稱為“社會組織”。對社會組織比較定型的說法，是出現在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關於構建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個說法的產生，我認為是一種策略，主要是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接受。因為在現實中的確存在一些人其中也包括少數官員，將“非政府組織”誤解為“異己組織”甚至是“非法組織”的尷尬情況，而且，“非政府組織”在意義上也難以表達“非營利”的內涵。因此，將其統稱為社會組織也不失為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變通辦法。我國社會組織的范圍，主要包括：律師、公証、會計、資產評估等中介機構﹔社會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等領域興辦的民辦非企業單位﹔行業協會、學會、商會等社會團體﹔基金會。實際就是包含我國三大類民間組織，即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組織。從這個范圍看，社會組織，實際上和國際上使用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是同一類組織，在本質上，社會組織就是那些獨立於國家政府系統和執政黨系統，以社會成員的自願參與、自我組織、自主管理為基礎，以社會公益活動或者互益活動為主旨的非營利性、非政治性的一類組織。

記者：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及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馬慶鈺教授：社會組織介於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中間的地帶。政府組織是公共組織，也是非營利性的，但它是“以強制求公益的組織”﹔企業是營利性的，是“是以志願求私益的組織”﹔光有這兩個范圍是不夠的，二者無法覆蓋其他大量的公益和互益服務范圍，因此就必須要有“以志願求公益”的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也就是我國的社會組織。從我國公眾的公益性服務需求性質看，大致分為三個部分，有三個相應的服務主體，一個是行政審批可以通過服務中心和服務大廳由各個政府部門直接做﹔一個是教育，基本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等，通過大量的事業單位組織來提供，這在我國已經形成固定模式﹔還有一個是上述二者之間的大量社會服務事項，則可以由各類社會組織來提供。比如對婦女兒童的照顧、養老助殘、社會救助、家政服務、慈善救濟、社會矯正、安置幫教、就業服務、環境維護等。今天的我國社會，越來越朝著公共管理的方向發展，那麼社會組織角色的成長就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社會進步和現代化中出現的東西，而社會進步和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就是從過去傳統的政府集中壟斷性管理形式轉變為政府引導並整合和吸引社會各種力量包括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我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這相當於當初搞經濟改革提出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性，很有意義。改革的往前推進以及由此帶來的變化和所獲得的一系列成就，將促使我國社會組織的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