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改革成果有得而復失的危險，道出了中國改革與發展中的深層隱患，表達了政府和理論界不少人士的共同憂慮。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所獲成果良多，但其中最為重要者為何？非市場經濟莫屬。這是中國歸認普適性經濟文化，持續推進經濟改革所造就的。經過執政者和全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國已經放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拜此所賜，中國經濟連年獲得高增長率的績效，使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積累和社會發展。現在的麻煩是，這個最為重要的改革成果正在面臨得而復失的危險。

市場與政府組合模式的潛在風險

人們也許沒有意識到，市場經濟其實是一種非常脆弱的經濟形態。其脆弱性在於，作為一個自由配置資源和最大限度發掘每一個人潛能的有效形式，它天然需要一個約束管理主體的制度環境，天然需要一個更加干淨的權力環境，否則，市場經濟就無法自由、平等、規范、有效地配置資源。在現實當中，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過程卻無時無刻不在面臨著來自公共權力的威脅。原因在於，作為具體個人和利益分配功能的集合體，公共權力很難擺脫自私人性的影響。受其驅使，公權使用者有可能通過干預和插手市場過程，把自己變成一種市場要素，交換那些自己欲求的東西。這就是公共權力對於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平的潛在危險所在。

使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平免於危險的根本途徑，就是通過建立民主法治而不僅僅是法治的制度來實現對公共權力的硬性約束，舍此別無他途。在“透明國際”每年一度發布的各國政府清廉指數榜單上，穩定在前30名的無一不是依托成熟的民主法治來約束執政主體的貪婪放縱，形塑公正廉潔的權力文化，從而保障市場經濟安全和社會公平正義。而在那些缺乏民主法治的地方，情況就變得非常糟糕。權力與自私人性結合所自然形成的潛在威脅，最終會突破各種蒼白無力的道德說教防線，去干預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過程，並通過干預來獲取額外好處和滿足權力使用者的欲望。這種現象一旦發生，就會對官員群體有很強的示范性和傳染性，就會誘使其成為體制內外、官場上下的普遍心態，進而一步步推動領導與管理體制走向“權力市場化”的腐敗。處於權力另一端的各類市場主體則不得不放棄市場經濟的應有規則，去迎合對市場份額和資源機會具有關鍵作用的公共權力，並一步步成為公共權力的附庸和工具。這種趨勢的災難性結局是，市場經濟最終會在市場化公權的驅使下發生根本性扭曲和蛻變，成為權錢交易的市場變種。

長期以來，中國在改革與探索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這個模式既不是原來“計劃經濟加集權管理”的延續，也不是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加民主法治”的一般做法，而是“市場經濟加集權管理”的嫁接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它具有極高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積累價值。但是，由於對管理主體缺乏根本性約束制度，這個模式從一開始就隱含著難以持久健康發展的風險。主要問題是，逐漸進入軌道的自由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一直無法擺脫權力“呵護”的影子。正如楊繼繩先生所說，“在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權力就會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權力進入市場以后，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中國市場經濟進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証明這種擔心並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