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權力扭曲市場擠壓民企空間的問題。傳統計劃經濟的深重影響是隱含在國家調控政策中的權力經濟現象，導致民營企業日益將對市場的注意力轉變為惟權力指揮棒馬首是瞻。正如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發展研究基金會、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於2011年2月15日聯合編制和發布的《2010年中國企業家生存環境調查報告》中提到，“處理好官商關系，不對抗，不叫板，掌握平衡術，適時從事交易”，就成為民營企業家的生存之道。權力經濟對市場環境的沖擊，導致民營企業經營困難，舉步維艱，與國有企業的高歌猛進形成巨大反差。據李冰於2010年8月30日在《北京商報》上刊載的“民企500強利潤總和不及兩大央企”一文，全國500強民企2009年的稅后淨利潤2179.52億元，中移動和中石油同年的淨利分別為1458億元和1033億元，其利潤之和超過了500強民企的利潤總和。官貴民輕和重官企輕民企的社會風氣和計劃經濟的陰影，不斷蠶食著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動搖著民營企業人士的信心和安全感。調查數據顯示，大學畢業生希望去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謀求飯碗的人日益趨之若鹜，而對於去民營企業工作卻越來越避之若浼﹔與此同時，還有超過26%的民營企業家已經和准備遠走異國他鄉。

再比如權力缺少約束佔用公共資源的問題。國家各級機關的運行成本問題，包括公用車使用、公款吃喝、出國考察中的超標浪費，政府會議中的浪費、政府用設施的超標浪費等等。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政策動向課題組”2006年8月10日公布的一組數字：當年全國各級國家機關的公款招待費是3700億元，公務用車費3986億元，公款出國考察費2400億元。如果再加上機關和事業單位公職人員的工資福利支出、各類會議和培訓支出，修造豪華樓堂館所和更新辦公設施的支出，以及部分離休高級公務員的特需支出，國家機關自身開支佔年度財政支出要高達30%以上。政府自身的支出浩大與公共服務支出的缺斤短兩已經形成鮮明對比。

再比如國有企業壟斷問題。據何偉2009年11月25日發表於《中國經濟時報》的“‘國進民退’五定位”一文，全國七個壟斷行業共有職工2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是，工資和工資外收入佔全國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職者年薪幾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這些領導者既以企業家身份獲得高收入，又以高級領導身份享受著黨政官員的待遇。企業再虧損，他們也不會“跳樓”，可謂旱澇保收，進退無憂。中國公務員管理制度設計中的漏洞，為為數不少的兩棲官員特殊群體的形成提供了條件。

又比如權力干預市場謀求尋租交易的問題。近20多年來，反腐敗力度有增無減，但貪腐事件還是頻頻曝光。據陳曉舒、徐凱發表於2010年第22期《財經》上的“高官貪腐錄”一文，以每五年黨政輪替的周期為計，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年度工作報告披露省部級高官腐敗數字：1993年至1997年為7人﹔1998年至2002年是19人﹔2003年至2007年進入司法程序的是35人，平均每年7人﹔2008年到2010年已有27名高官落馬並進入司法程序。其腐敗案額2003年時人均受賄貪污金額419萬元，2010年人均已經達到983萬元。顯示出腐敗官員級別越來越高，腐敗人數越來越眾，腐敗手段越來越多，腐敗案值越來越大，腐敗者道德壓力和羞恥感卻越來越輕。

這類例証反映出，由於限權制度裝置的缺陷，中國市場經濟在集權管理模式下開始扭曲，面臨畸變的危險。這証明溫家寶總理反復提及的“改革成果有可能得而復失”的警示之言，確然有據，值得嚴重關注和認真對待。中國執政者和各級政府管理者以及理論界人士應當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責任感，對改革面臨的深層矛盾予以深刻反思和全面總結，針對症結制定應對策略和採取救治措施，以有效化解“改革成果得而復失”的風險。